訪問人：廈門大學的汪澍白教授也是研究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但似乎角度不一樣。他主要從哲學、政治上探源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絡，你是更著重于毛澤東的文化性格。那麼，文化性格到底是指什麼，你能不能作一個概要解釋?

　　陳晉：這很難説清。我在《毛澤東的文化性格》這本書的後記裏，説自己寫作的側重點是：人格道德、社會理想、政治革命與文化變革的關係；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毛澤東的主體個性及詩文意氣與他的實踐活動的關係等等。所謂“文化性格”大體就包含了這些內容吧，不知道能不能表述準確。中國這片文化土地給了毛澤東什麼?毛澤東從這片土壤中又吸收了些什麼?他又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吸收和表現出來的?前一個問題具體地説，就是中國傳統思想滲透到毛澤東血液裏的是哪些東西，中國社會當時的現實狀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背景與社會環境又給了他哪些東西，這是文化；後兩個問題，毛澤東怎樣吸收以及吸收的方式，他有別於他人的表現，這就是個性。把“文化”和“性格”放在一起形成一個概念用得不多，也不一定規範，但它有兩個好處，一是明確性，指明我研究的主題在文化與它的主體這兩個範疇之內，二是含混性，用它來避我所短，揚我所長，使用材料能夠説明他的個性特徵的就用，反之不能説明的就不用，自由度更大些。

　　訪問人：那麼，就你的研究來看，毛澤東的文化性格是怎樣的?

　　陳晉：我談些隨感吧。有些説法我過去沒有表述過。單從個性的角度而言，我覺得，毛澤東是天然的現代型。換句通俗點的話説，是最時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創造，都是往前看的。縱觀他的青年時代到晚年歲月，他一生厭煩的就是陳詞濫調，墨守成規，而對新生事物不但樂於叫好而且樂於接受。可以説，毛澤東是現代文明的崇敬者、追求者、構想者乃至於描繪者，但是(這裡有個但是)由於客觀因素——中國傳統思想、中國社會現實狀態乃至於中國革命具有的特點的影響，以及他的知識背景的局限，又妨礙毛澤東成為具有徹底的科學理性的現代型人物。人，總是不能超越時代來塑造自己的。

　　訪問人：那麼，現代型個性與傳統思想的影響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在毛澤東身上是怎樣表現出來的呢?

　　陳晉：它們有的時候是一致的，有的時候是相背的，有的時候則顯現出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互相交織在一起，這就需要進行剝離。

　　訪問人：能舉個例子嗎?

　　陳晉：比如説民主與革命。毛澤東從小就反抗父親嚴厲的管教，求學時期較多地接受了西方現代文明的思想，後來又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光輝成果，它的精髓之一就是反對階級壓迫，反對不平等的制度，求得全人類的解放。毛澤東自始至終是抱著這個信仰的，包括他晚年，看不得小人物受壓制，總替他們説話。這既是他天性的表露，也是他後來接受現代文明發生的效應。追求民主，追求平等，是毛澤東一生中的相當核心的兩個方面。以現代性的民主、平等來反對專制、壓迫，這樣的事在毛澤東一生奮鬥的過程中是很多的。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産黨的領袖，由他來為中國革命掌舵時，他仍然沒有放棄這個追求和目標，然而他最終所選擇的方式都是以暫時的不平等不民主來實現永久的平等民主；以對一部分人的不平等不民主來實現更多人的長遠的平等與民主。這在革命戰爭時期是難以避免的，但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仍然用這個方式，就未必妥當了。這是從實行民主、平等的手段和方式上來説的。

　　另外，從毛澤東對民主、平等的構劃描述來看，他是過多地強調結果的平等。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包袱。“平等”兩個字在中國不是新鮮詞，哪一起農民起義沒有提出劫富濟貧的有均貧富思想的口號?這類口號要求的是平等，但它和西方現代文明所講的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平等不同，它不講起點而要求同時到達的結果。如果説這在封建剝削制度下沒法讓人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來追求平等的情況下，是勢所必然的話；那麼，在已經完成剝奪剝奪者的革命進程以後，就不能這樣了。毛澤東後來在民主、平等問題上有所失誤，恐怕就在這裡。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一些做法就是這樣。

　　“五七指示”也是一個例子。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産，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産階級”。其實這種思路在延安時期他就有，他對勞動模範們講話，説你們也應是軍人；他對抗大學生講話，説你們是軍人，在這裡讀書，又能開荒生産。這種思路給人的感覺就是誰不能比別人強，也不能比別人弱，每一個人都應該擔當起社會的全角色，身分、能力都要一樣。1958年和“文革”兩次批判資産階級法權(權利)，不是偶然的。

　　訪問人：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的積極影響在學術界多有討論，沒有對中國這片土地深刻的了解，就無法實現對它真正深刻地變革，這是無疑的。但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影響的負效應呢?傳統的羈絆，是不是也限制了現代型個性毛澤東的眼光，限制了毛澤東向前邁進的步伐?甚至有的時候在拖後腿?

　　陳晉：毛澤東是一直向前邁進的，但他有時卻用傳統的方式邁步，他對前景的勾劃也有很深的傳統的烙印。

　　訪問人：可以説毛澤東改變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進程。現代型的個性與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同時作用在他身上，那麼他把革命推向前進的時候，他更多地得益於自己性格的哪一方面呢?

　　陳晉：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革命，是需要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切實深刻的了解的。我覺得，近代以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四個人：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有意思的是接受西方文化更多的人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失敗者。孫中山是深受西方文明影響的，但他卻無法駕馭辛亥革命，被袁世凱這個獨夫民賊篡了權。蔣介石受中國傳統思想熏陶很多，在軍閥混戰中他卻站了28年，建立了自己的統一政權。周恩來很受西方文明熏陶，但他最終只是毛澤東的得力助手。批“反冒進”以後，很難旗幟鮮明地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毛澤東成功了，他很明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的中國搞起來的，要達到勝利的目的，不可能不借用傳統的方式，傳統的手段，“七八會議”後他帶兵上井岡山，就是一個這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