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記得有一次聽您説過，如果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出身、少年時的環境作些比較是很有意思的。毛澤東出身於一個上升的農民家庭，家庭內部的關係又比較緊張，在他身上反映出的“挑戰”意識很強烈；而周恩來則出身於一個向下敗落的家庭中，家庭內部的關係又比較融洽，這同他看重和諧、顧全大局的性格的養成很有關係。他們這些性格上的差異，對他們以後的發展産生了什麼影響？

　　金衝及：這個話我説過。每個人所處環境的不同，包括童年的出身、經歷，對於一個人的一生都是有影響的。周恩來出身於“書香門第”，他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比較正統的東西多一點。而正統的傳統文化裏面不一定都是糟粕。

　　訪問人：不好説溫良恭儉讓就完全不對。

　　金衝及：都要作具體的分析，不能一概否定。毛澤東在農村中長大，周圍經常看到農民那種痛苦的生活，他從小喜歡看《水滸傳》、《封神榜》一類的書，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面，他更欣賞帶有叛逆性格的那些人物和學説。他在家裏又是長子，父親對他的影響不是溫情脈脈，而是很嚴厲。反抗性格在毛澤東青少年時代就表現得很突出。

　　周恩來出生在一個日益敗落下去的家庭裏，處處領會到生活的艱難，從小就有那麼重的、幾乎是他這個孩子力不勝任的生活擔子要他擔起來，養成他對集體一直有著一種特別強烈的責任感。他小時候過繼給叔父，後來又由他伯父帶出去，有時在一種“寄人籬下”的情況下生活。當然“寄人籬下”這個詞並不確切，因為他伯伯待他很好，但總和在家裏生活不同。他在南開中學讀書時寫的作文中説到：有一年除夕夜，別的同學都回家了，他回不去，不僅家在千里之外，而且那麼窮困，想到這些他很傷心，流的眼淚把枕頭都濕了。所以，他很重感情，也很能忍。周恩來整風時在重慶一次黨的會議上還講到過，母教的過分仁慈和禮讓，對他的性格也有影響，在他身上還有剛毅果斷、總能以理智支配自己感情的一面。如皖南事變這樣關鍵時刻表現出來的大智大勇就不説了。我舉個小例子。1958年他的家鄉搞農田基本建設，碰到他父母的墳墓，他就堅決要求把他父母的遺骨進行深埋。這在我們今天看來也許算不了什麼，但在周恩來身上並不是這樣。他的留日日記上記有這麼一件事：當他聽説母親墳上的磚頭露了出來，心裏十分不安，一夜都沒睡覺，恨不得能立刻飛回家鄉去料理。可見他對母親的感情多麼深。但在1958年那個狀況下，他毫不猶豫地要求把墳墓平掉，把父母的遺骨埋下去，其實也包括把他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埋了下去。

　　訪問人：這是一個很生動的故事。看來在周恩來這樣的偉人身上，他的性格也有兩個方面。那麼，一個人少年時代的性格在這個人身上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金衝及：一個人大概到二十來歲，性格就逐漸形成了。這種性格是不是後來都消失無影呢？不見得。拿我自己的體會來講，到現在已經做了四十多年的共産黨員，但青年時代的朋友見面時，覺得你還是和做學生時差不多，性格好像沒有怎麼變。其實，變還是有變化的，變了什麼呢？政治立場，政治觀點當然和那時不一樣了。有了自己的堅定信念，在實際工作的鍛鍊中學到了許多原來沒有的東西，對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不再能完全由著自己的性子來，就是性格在有些方面也有很大的變化。所以，一個人早年的性格對他的影響要作一個適當的估計，不能太多的去強調。對一個人起決定作用的更多地還是他長期所處的環境和社會實踐，不完全取決於童年養成的性格。今天我們研究毛澤東、周恩來也是這樣，可以把童年對他們的影響作為一個角度去分析，但不要過分去強調。一個正確的判斷如果過分誇大了，甚至把局部説成全體，也會變成謬誤。

　　毛、周身上有許多共同的東西，就是對人類美好理想的追求、把中華民族從苦難中拯救出來的極大責任感，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寬闊的胸襟，頑強的意志，高度原則性和靈活性的巧妙結合，包括對克服困難、挫折表現出來的韌性等等，這些恐怕是主要的。

　　訪問人：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進入青年時代後的經歷也不完全相同，這些經歷是不是對他們的以後有影響呢？

　　金衝及：我看這個問題比童年性格的影響更重要，更要注意到。從毛澤東來説，他基本上是在國內活動，只是在解放後去過兩次蘇聯。但在國內，他還是到過北京、上海、武漢、長沙、廣州這些大城市，如果沒有這一段，只是在韶山，他也不會成為後來的毛澤東。毛澤東堅持不出國，説他的任務首先是要研究中國。這一條，毛澤東是很高明的。對舊中國國情的了解，在我們黨內誰也沒有毛澤東了解得那麼深刻、那麼準確。不要説從蘇聯回來的那些留學生，甚至其他人都沒有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熟悉。所以，在怎樣推翻舊中國這個大問題上，任何人都不能和毛澤東相比。但反過來講，他對現代化的社會大生産、對世界範圍內社會經濟發生著的深刻變動，畢竟沒有多少直接的接觸。當我們需要建設一個新中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以後，怎樣再前進，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他的經驗和知識漸漸不夠用了。當然，毛還是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但這种經驗和知識上的局限對他也不能沒有影響。

　　有一次，我到喬木同志那裏去談到：把《論十大關係》重讀了一遍，跟周恩來在這前後的一些講話相比較，覺得兩人在思路上有點差別。《論十大關係》中沒有著重談知識分子問題，沒有談科學技術問題，他側重於怎麼能夠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理順多種關係，熱氣騰騰地把國家建設搞上去。周恩來在總的方面自然是按毛澤東的主張去發揮的，但他比較注意到我們正面對著世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巨大挑戰，強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科學技術是關鍵。他還講到過搞建設不能光靠人多，也不能過分追求超越實際可能的高速度。他談到知識分子問題時，還特別強調高級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這一時期，從兩人的思路上細看，是有差別，或者説是同中有異的。

　　訪問人：問題在哪呢？

　　金衝及：我想，這跟他們的各自經歷也有關。周恩來、鄧小平，包括陳老總、聶老總他們在年輕時都曾長期在歐洲留過學、即使是陳雲，也是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上海成長起來的，‘十二三歲就在商務印書館當學徒，他們對科學技術、對現代化社會大生産的親身感受比較多，這對他們理解問題和考慮問題都是有影響的，當然，並不是説毛澤東和他們在路線問題上有根本的分歧。總的説來，他們都是面對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中國實際國情。在想問題，在摸索經驗的。在探索過程中，細看起來，各人考慮問題的角度和思路有差別，但並沒有形成鮮明的兩種不同主張，最後還是統到毛澤東那裏，由他作決定，別人還是按照他的主張去做。

　　訪問人：能不能這麼説呢，毛澤東在國內的知識和經歷，在民主革命時期顯示了巨大的作用，別人在國外留過學的經驗和知識則暫時沒有多少用。建國後，毛澤東的經驗和知識漸漸不夠了，而他們的知識則可以用上了。所以就産生了思路上的差異。

　　金衝及：有這個問題，但起決定作用的，仍不是青年時代的經驗，而是現實的社會實踐。周恩來為什麼在知識分子會議上講那些話，這跟他當時的實際工作有關：他領導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一訂計劃，一算帳，就發現我們的專家太少了，我們要達到什麼指標，建設多少工廠，就需要多少技術人才，缺工程師啊。還有一個情況，這段時間周恩來到國外去了多次，1954年去日內瓦、去歐洲，1955年到萬隆，他看到了國際上科技發展的勢頭，引起了思考，因此，他在講話中談到世界範圍內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這些親身的感受、感觸，決定了他對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路。

　　所以，這些後來的社會實踐比他們的家庭出身等造成的早期性格關係還要大。今天我們回頭來看歷史，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建國初，中國正處在一個空前激烈的社會大變動時期，那個時期的主要鬥爭形式就是群眾運動、一直到武裝鬥爭，社會發展進入一個巨大飛躍的階段，事情變化得那麼快，這是長期歷史積累下來的産物。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大顯身手，總結出一套中國革命的經驗，演出了一場場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按照量變和質變的規律，在一個飛躍實現後，又需要積累。經歷一個漸變和部分質變的過程，不能憑主觀而不斷地採取大飛躍的方法。硬要那樣做，即便是好心，也違反了客觀規律，就會跌跤子，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我們今後的發展也是一樣，要幾年上一個臺階，波浪式推進，不能再用類似“大躍進”的方法。如果達成這個共識，既發憤努力，大膽地開拓前進，又嚴格按客觀規律辦事，我們的國家、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1992年12月19日于北京前毛家灣 (訪問人：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