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毛澤東和魯迅都曾為改變舊中國而奮鬥，他們又共同生活在為改變中國而鬥爭的年代，他們兩人見過面嗎?

　　吳正裕：毛澤東對魯迅相知是比較早的，可以説很仰慕他，但現在沒有文獻記載足以證明他們曾經見過面。過去有人説他們見過面，是沒有根據、不可靠的。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魯迅日記》，魯迅記日記從不間斷，他把每天的重要事情都記錄了下來，我們從《魯迅日記》中查不到他們會面的記載。二是毛澤東的文稿和講話，毛澤東的文稿中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他也沒有説過曾見到魯迅的話。如果再仔細一些分析，他們有可能接觸的時間，也就是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澤東第一次赴京，和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澤東第二次赴京時。1918年毛澤東到北京後，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他接觸了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一些知名人物。但這段時間的《魯迅日記》沒有記載他同魯迅見過面。據馮雪峰回憶，1933年底毛澤東曾對他説：“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見過魯迅。”又據胡喬木回憶，1954年他審閱《魯迅全集》註釋時，曾詢問毛澤東，是否同魯迅會過面，毛澤東明確回答：早年在北京，是會過不少名人的，見過陳獨秀，見過胡適，見過周作人，但沒有見過魯迅。許廣平也曾回憶説，魯迅生前雖然沒有和毛澤東見過面，但他對毛澤東是傾心擁護的，對他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是擁護的。我認為這些回憶是可信並且是可靠的，就是説毛澤東同魯迅沒有見過面。

　　雖然毛澤東和魯迅沒有見過面，但他們之間是互相仰慕、心是相通的。從魯迅方面講，在30年代前期，他對毛澤東逐步有了了解，大概通過這幾個渠道：一是瞿秋白在1931年受到王明教條主義者的打擊，被排斥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之外，在上海同魯迅合作領導革命文化運動時，同魯迅交往密切，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段時間，也有可能他從瞿秋白那裏得到有關毛澤東在井岡山以及贛南、閩西創造革命根據地的情況。作為一個十分關注著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人，這一點是不難想象的。二是我黨在1935年底作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策後，曾派馮雪峰到上海向魯迅及當時文藝界的知名人士傳達了我黨的新政策。我想，馮雪峰在向魯迅傳達這個政策時，可能會講一些主持制定這個政策的毛澤東的一些情況。魯迅完全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他根據當時文藝界的情況，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另一些“左聯”的同志也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由於這兩個口號提出的角度不同，曾引起了一場關於口號的爭論。

　　訪問人：這兩個口號是不是有較大的分歧?

　　吳正裕：現在看來，分歧也是在“左聯”內部。從歷史上講，魯迅對“左聯”的一些領導人有些意見，而“左聯”也有一些人對魯迅有誤解，由於都寫文章進行了公開批評和爭論，當時的關係不融洽。另外，從兩個口號的內容看，都是對中國共産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種理解。“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就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影響下由魯迅提出的，它是在“國防文學”口號提出後作為對於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對於其他作家的希望，並強調文藝工作者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的總流中去。“國防文學”是1935年冬周揚等為響應中國共産黨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而提出的，在團結各階層、各派別愛國作家、藝術家，以文藝為抗日救亡運動服務上起了積極推動作用，但這個口號沒有在文學創作方面提出要求。因此，籠統地説哪個對，哪個錯，確實説不清楚。總的説，兩個口號都符合中國共産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但比較起來，魯迅提出的口號還明確主張，無産階級在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過程中，不要放棄它的階級領導責任，而要更加重視它，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

　　訪問人：我們扯遠了一點，再回到魯迅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的認識上。魯迅雖然沒有在組織形式上加入中國共産黨，但他對我黨和毛澤東一直是十分關心的，有許多事例可以説明這一點。

　　吳正裕：這兩方的例子有幾個：一是在得知紅軍完成長征到達陜北後，魯迅曾給中共中央拍了一個電報，稱紅軍的事業是中國人民的希望。過去對有沒有這個電報還有不同意見，現在已經證實了。二是在1936年前後，魯迅買了一批書籍，還有懷錶、火腿等送給在陜北的中共中央，這充分説明了魯迅對中國共産黨的熱愛和期望。訪問人：魯迅給毛澤東等送書籍、食品、用品的事，我在1983年曾訪問過王林，據王林説，那時他做黨的地下交通工作，這批東西裝了兩個騾馭子，是他經手送到陜北的。

　　訪問人：上面我們説了魯迅對我黨的關心和認識，那麼，毛澤東是如何看待魯迅和他的思想以及作品的呢?

　　吳正裕：毛澤東非常敬重魯迅的人品，也很愛讀他的著作。至於毛澤東什麼時候開始讀魯迅的作品，早年是否讀過，現在還沒有文獻可查。最早的記載是到延安不久，毛澤東曾從陜西一所中學圖書館陸續借了一些魯迅著作的單行本，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讀完了這些著作，並作了圈點。1938年1月12日毛澤東給艾思奇的信中説：“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華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通過這封信，至少可以看出毛澤東在1938年1月以前已經讀了一些魯迅著作的單行本，但限于當時的客觀環境，他還沒有系統地讀到魯迅的著作。

　　訪問人：這時《魯迅全集》出版了嗎?似乎要晚一些。

　　吳正裕：《魯迅全集》是1938年下半年出版的，毛澤東信中既然提到《全集》，可能他已得到了消息。1938年8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曾把已出版的二十卷本《魯迅全集》專門託人帶到延安，送給毛澤東，封套是紫紅布面的，裝幀別致。毛澤東一直帶在身邊，轉戰南北，直到中南海，現在還在他的藏書室裏。這套書留下了毛澤東的圈畫、註解，有些著作還是多次圈閱，1949年訪蘇時，還特別選出幾本，抽空閱讀。1958年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繼出版了魯迅的《花邊文學》、《為自由書》、《三閒集》等單行本，他把這些單行本放在床上，隨時翻看。70年代初，毛澤東的眼睛患了白內障，動手術後視力也差了，他提出把《魯迅全集》印成大字本，這套大字本也一直放在他的床上，有的地方還夾著紙條，有的書角折了起來。據他的身邊工作人員説，當他讀到魯迅著作深刻的議論和犀利的筆鋒處，往往讚不絕口。可以説一直到他去世，都在讀魯迅的書，在他的讀書生活中，除了馬列著作，文史古籍，讀得最多的就是魯迅的著作。

　　訪問人：毛澤東讀魯迅的著作，最喜愛讀的是哪些?

　　吳正裕：首先是魯迅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説。毛澤東對外國小説和中國現代小説讀得較少，他比較喜歡讀中國明清優秀小説，如《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等，有的不止讀一遍，對《紅樓夢》，他曾要求黨政軍領導人至少讀五遍。對中國的現代小説，從文獻中，從他的講話中還沒有看到他讀過誰的小説，但對魯迅的小説，他全都讀過，並且常在講話和文章中引用。提得較多的是《阿Q正傳》，1956年，他在《論十大關係》中説：“《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説，我勸看過的同志再看一遍，沒看過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魯迅在這篇小説裏面，主要是寫一個落後的不覺悟的農民。他專門寫了‘不準革命’一章，説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其實，阿Q當時的所謂革命，不過是想跟別人一樣拿點東西而已。”“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無論在社會上不準人家革命，還是在黨內不準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都是不好的。”在黨內的會議上，他還多次提到寫文件要像《阿Q正傳》那樣通俗化、口語化，這是對《阿Q正傳》的另一種讚揚。

　　在文藝思想上，毛澤東也受到魯迅的影響並給予很高的評價。比如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他多次引用魯迅的話，因為魯迅對文化界長期存在的洋八股進行過嚴厲的批評，他説：“八股無論新舊，都在掃蕩之列……例如只會‘辱罵’‘恐嚇’甚至於‘判決’……這也是一種八股。”毛澤東運用魯迅的思想和風格，針對當時存在的黨風不正的實際情況説：“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説是幼稚；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説：‘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為了搞好延安整風，毛澤東還親自審閱編成《宣傳指南》的小冊子，其中收入了魯迅創作的一封信（即《答北斗雜誌社問》一文），毛澤東非常贊成魯迅的觀點，他詳細地介紹了魯迅創作的思想，指出：魯迅説，文章寫好後“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説，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地加以刪改，然後發表。《宣傳指南》是延安整風運動二十二個必讀文件之一，並被編為《整風文獻》。

　　訪問人：魯迅的詩，也是毛澤東非常愛讀的。

　　吳正裕：魯迅的舊體詩是魯迅全部創作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的詩同他的小説一樣，有鮮明的個性和戰鬥精神，所以毛澤東非常愛讀。1938年出版的《魯迅全集》第七卷中收入了一些舊體詩，毛澤東都用心讀過。1959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魯迅《集外集》《集外集拾遺》中的詩作，毛澤東得到後都認真讀了並在題目旁作了圈點。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一冊線裝本的《魯迅詩集》，共收詩四十七題五十四首。對這本詩集毛澤東不知讀過多少遍，他不僅作了圈點，大多還能背下來。在這年的12月，他還改寫了魯迅的一首詩，原詩名叫《亥年殘秋偶作》，將其中的“竦聽荒雞偏闐寂，起看星斗正闌幹”，改為“悚聽自吹皆聖績，起看敵焰正闌幹”，表達了他那時的心境。1961年10月7日，毛澤東還親筆將魯迅的無題計“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書贈來訪的日本朋友，並説：“這一首詩，是魯迅在中國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裏寫的。”

　　毛澤東有一段時間，每次練字，差不多都寫魯迅的詩句。書寫得最多的是《自嘲》中的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就引用過，他説：“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一切共産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産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1945年10月在延安時，他就書寫過這一詩句。1958年12月在武昌召開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期間，著名粵劇演員紅線女隨團應邀為全會演出。演出結束後，在接見演職員時，紅線女請求毛澤東給她寫幾個字，毛澤東高興地答應了。當晚，他就書寫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並在詩句前寫了一段話：“1958年，在武昌，紅線女同志對我説，寫幾個字給我，我希望。我説：好吧。因寫如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