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對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了很好的總結，同時決議又指出毛澤東在犯錯誤的同時，還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張，這一點也要充分注意到，那麼怎麼才能實事求是評價毛澤東呢？

　　廖蓋隆：如上所述的那些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確實是明白無誤、完全錯了的，應當徹底加以否定。至於毛澤東晚年在犯嚴重錯誤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有長遠戰略性指導意義的正確思想和正確決策，例如要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污腐敗，防止幹部蛻化變質、和平演變、出修正主義，反對大國霸權主義、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打開同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等等，這些同卜述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完全是兩回事，這些是當時中央領導層一致認同的，我們必須加以重視和堅持。同時，這些正確思想，正確決策是同毛澤東晚年佔上導地位的“左”傾錯誤的思想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因此我們又必須仔細地、謹慎地加以辨別。

　　訪問人：為什麼必須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嚴格地區別開呢？

　　廖蓋隆：因為如果對這兩著不加以嚴格區別，我們就會或者是犯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右的錯誤，或者犯把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也堅持的類似1977年到1978年那種“兩個凡是”的“左’的錯誤。這兩種錯誤都是對黨的事業、社會主義事業非常有害的。

　　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歷史決議説：“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以及凡是毛譯東同志説過的話都是不可侈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而這種區別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必須珍視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切積極成果，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成果，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的理論，保證我們事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繼續前進。”

　　歷史決議所講的這兩種錯誤態度，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存在的，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和指導意義的有的態度，就是那些堅持資産階級自由化即主張全盤西化的極少數人所持的態度，我們必須反對和批駁這種錯誤思想，指出這種主張的錯誤和危害性，消除這種主張在群眾中的影響。另一方面，兩三年來，還有些人藉口1989年中網發生的一場政治風波、東歐的劇變和1991年8月以後蘇聯的解體，而要求重新研究毛澤東晚年錯誤，甚至提出所謂“毛澤東晚年思想”這樣的概念。有人説，必須重新認識毛渾東晚年的階級鬥爭思想和反對修正主義的思想。提出重新認識毛澤東晚年的階級鬥爭理論，就是要在最關鍵的問題上為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翻案，就是要推翻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歷史決議，就是要求回到毛澤東晚年“左”傾錯誤的老路上去。還有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集中起來説，就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還説中國現在在思想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遠遠沒有勝利，甚至公然説“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對黨內走資派、反對黨內資産階級也是正確的。有人把目前形勢估計為現代修正主義要翻天、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潮要翻天，説最近幾年國際上現代修正主義思潮空前氾濫，國內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潮空前氾濫。這樣説來，我們正處在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前夜，處在一場新的“文化人革命”的前夜。這也是拿大帽于來嚇唬人的。

　　對蘇聯。東歐的劇變我們要加以分析。正如鄧小平所講，是共産黨自己沒有搞好，所以出了事。據我看，主要是兩條，一條是舊的社會主義模式在領導體制上的高度集權，實行對人民的專制主義。“對人民的專制主義”這個詞是1956年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的（見 i956年11月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周恩來選〉下卷第229頁），這是舊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致命傷。另一條是在那種體制下經濟建設沒有搞好，生産力沒有得到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沒有改善。結果，這些國家的人民就拋棄了共産黨。説這些國家是現代修正主義上了臺，也沒有説對。修正卞義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招牌，實行的是資産階級改良主義。但是那些上臺的人既沒有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也沒有搞改良主義。修正主義同他們是不相干的。

　　所謂最近幾年國內資産階級自由化空前氾濫也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時，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全盤西化的，也是極少數。當時，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是真誠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産黨的領導，真誠擁護改革的。但是，他們採取了類似“文革”中“四大”的做法，結果與廣大學生和群眾的主觀願望相反，釀成了一場動亂。

　　最近兩三年真正存在的，就是鄧小平所説的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那些“左”的東西。他們説，改革開放就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他們説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他們竟然批判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正確提法。他們説：“三資”企業是和平演變的溫床，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又説鄉鎮企業正在産生一個新的資産階級，農業生産承包制是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正如鄧小平所説，説這種話的人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他們只知道拿大帽子嚇唬人。據我看。他們講過來講過去，就是斯大林晚期和毛澤東晚期的那些教條，這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要撥亂反正的東西。他們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攻擊是毫無道理的。

　　其實，足以亡黨亡國的，下是使我們放棄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而且回到過去“左”傾路線的老路線上去的那種主張，這是最危險的。

　　我認為我們必須從嚇唬人的人帽冒子下面解放出來，從那種“左”的教條主義，從老的和新的教條主義下面解放出來。鄧小平説：“要堅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潑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

　　訪問人：您開頭談了毛澤東晚年犯的錯誤，我們覺得，如果從總結經驗的角度，不應光是知道他犯了哪些錯誤，還要總結他犯錯誤的原因，找到犯錯誤的根源，這對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會更有好處。

　　廖蓋隆：我覺得主要是個認識問題，毛澤東氏期生活在階級鬥爭和革命戰爭中間，後來情況變了，他不能適應，還是拿階級鬥爭的觀點看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問題，這是原因之一。另外，他丟掉了自我批評的武器，犯了錯不但不承認，而且聽不得人家的批評意見，這也是認識。上的錯誤。應該説，他的整個錯誤，都是在探索中間，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間發生的，是一個偉大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訪問人：是不是還有這個問題，就是他對社會主義建設怎麼搞缺乏經驗，或研究不夠呢？

　　廖蓋隆：他在思想指導上犯的錯誤主要是三個：一個是把階級鬥爭擴大化；一個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急於求成；再一個是急於向共産主義過渡的空想性的錯誤。這三十是他在指導思想上的主要錯誤。前面説過，這些主要是認識上的錯誤。不堅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不堅持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認識方法，不堅持自我批評，隨時準備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這三條是他犯錯誤的上要的原因。至於沒有經驗，當然也是一個原因。歷史決議還講，他對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思想準備。另外，毛澤東對現代經濟、現代化的工業管理這方面的東西下熟悉，他對農村的情況了解一些，但也不是全部，他自己就説過，我只知道農業，也是知道一部分。我舉個例子， 60年代斯諾來訪，他對毛澤東説，美國只用百分之三的勞動力從事農業。毛澤東聽後不相信，認為這不可能。他不能想象怎麼能用百分之三的勞力來搞農業。因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既不了解外面的情況，又沒有調查，他實際上脫離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自我批評這些基本的東西。丟掉了這些，犯錯誤就是必然的了。

　　不過我們還要全面地看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的很多思想是很好的，這包括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思想，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思想，這些思想和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路線、方針、政策理論有內在的聯絡。當然，我們沒有必要恢復新民主義的説法，我們是講我們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在公有制佔主體地位的條件下，允許各种經濟成分存在，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以及外資企業存在。這些經驗也是毛澤東創立的，不過在今天這些經驗大大發展了，例如對外開放、發展“三資”企業，就是過去所沒有的。我們正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了下起的創造。我們要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建設高度民主，法制完備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這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重大發展，我們今後的任務仍然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1992年5月1日于北京萬壽路 (訪問人：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