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但是，錯誤仍然沒有避免，“左”的思想繼續積累，最後導致“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是什麼？

　　廖蓋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更嚴重、時間更長的全局性“左”傾錯誤，同樣是既違背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又脫離了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即是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背離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自我批評的黨的三大作風或毛澤東思想的三項根本原則的。

　　正如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歷史決議所指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産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戶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産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為‘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具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決議又説：“‘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據的上述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完全不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也完全不是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的，而是一種主觀的臆造。而這種主觀臆造，正如1959年8月發動“反右傾”一樣，是拒絕承認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要求超高速度的總路線的錯誤，拒絕作深刻的自我批評的表現。不錯毛澤東在1962年l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於1958 年以來所犯的錯誤，是作了一般的、籠統的自我批評的。他説，他的錯誤也“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但他所説的錯誤，是指所謂在執行中央正確路線的實際工作中所犯的錯誤，他仍然堅持”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總路線這“三面紅旗”是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和不能動搖的。這就是説是下面的幹部群眾執行正確的路線發生的錯誤，而不是他提出的路線、提出的超出實際可能的任務的錯誤。所以，我認為他的自我批評是不深刻的，用鄧小平的話説，就是“對教訓畢竟總結得不夠”、“沒有解決思想問題”的。他對上述劉少奇對最近幾年來的錯誤的深刻批評，特別是對劉少奇對三面紅旗所明確表示的保留態度，是很不滿意的。劉少奇説：“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毛澤東為了表示他的不滿和憤怒，在講話中突然提出了中國可能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可能在中國復辟的問題，儘管他是説得很隱晦的。他説：“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按：在這裡強調的是高度的集中和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是同上文不連貫的——引用者）。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産階級的國家，無産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産階級專政，而且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産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同。……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這個問題應當警惕，也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毛澤東提出這些警告的真正意圖是什麼，他後來在1967年2月（這時劉少奇已經被打倒了）對阿爾巴尼亞的國防部長巴盧庫的談話中説出來了。毛澤東説，我們黨內的鬥爭，多年來沒有公開化。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他就看出問題來了，因此他提出了中國可能變成修正主義國家、法西斯式專政的國家。

　　這就像1959年廬山會議時的情形一樣，當彭德懷尖銳地指出，“左”傾錯誤是“小資産階級狂熱性的表現”以後，毛澤東就反過來説彭德懷的意見書是“資産階級動搖性的表現”，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並且隨即把彭德懷打倒了，1962年1月，當劉少奇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錯誤提出了深刻的批評，對“三面紅旗”表示了明確的保留態度以後，毛澤東就反過來指責説，有人要搞修正主義，要求大家警惕和好好想一想。那時以後，過了七八個月召開八屆十中全會的時候，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思想就進一步急劇升級，並指責當時出現了“黑暗風”（指劉少奇等把經濟困難形勢説得很嚴重，是非常時期）、單幹風（指鄧子恢提出，訃得到劉少奇、鄧小平等同意的要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翻案風。指所謂小説《劉志丹》要為高崗翻案，也指鄧小平等主張用一風吹的辦法來糾正“反右傾”運動中對許多幹部的錯誤處理，、投降風（指王稼祥提出的對外關繫上的“三和一少”以及統一戰線工作中的所謂投降主義錯誤）。這樣他就明白無誤地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中央一線的多數領導人了。而且這是在毛澤東堅持“三面紅旗”的“左”傾錯誤、拒絕自我批評和改正錯誤的情況下，對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的無根據的臆測和懷疑。後來的事實充分證明，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中央一線領導人的懷疑、臆測和嚴厲的指責，都是完全錯誤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説得對。“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