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您認為毛澤東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經濟思想，其歷史作用如何?他的思想有無局限性，原因又何在呢?

　　蘇星：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是非常豐富的。我沒有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根據你提出的問題，下面我列舉幾個重要經濟思想。可能不全面，也可能不準確。

　　一、關於近代社會的性質。毛澤東在講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時論證了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他説：“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為此，它們就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它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

　　二、關於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1947年毛澤東指出，“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城市小資産階級，損害中等資産階級。這個壟斷資産階級，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任務，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産階級（大資産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産關係，解放被束縛的生産力。”毛澤東認為，反對官僚資本主義，有兩重性質：反對它的買辦性，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反對大資産階級，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

　　三、關於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毛澤東把它比喻為主體和兩翼。在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毛澤東就提倡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在過渡時期，他親自抓農村工作。對個體經濟，我們創造 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必經之路。他指出，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我們正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從低級到高級一系列過渡形式，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所設想的對資産階級的和平贖買。

　　四、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毛澤東在1957年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産關係和生産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産力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産力的發展又是矛盾的。除了生産關係和生産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我們今後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這個思想，今天依然是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

　　五、關於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毛澤東多次強調不能照搬外國經驗，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正確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係，充分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他在論十大關係中説：“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

　　六、關於商品生産和價值規律。1958年，毛澤東針對當時出現的否定商品生産和價值規律的“左傾”觀點，提出社會主義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産，為社會主義服務，不要怕資本主義。他還對斯大林説生産資料不是商品和價值規律只在流通領域起作用表示懷疑，認為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但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他拋棄了這些正確觀點，提出對商品制度、貨幣交換都要“在無産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這在理論上是一個倒退。

　　七、關於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毛澤東認為，決定財政的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他反對對人民竭澤而漁，贊成百姓是君孰與不是的老話，主張精兵簡政。這個思想，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

　　除此之外，毛澤東還提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如何處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漢族和少數民族、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學習外國等各種關係的原則；強調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和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等重要思想。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訪問人：那麼請您談談它的局限性。

　　蘇星：我認為最突出的就是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曾經提出過許多“左”傾觀點。這些觀點的産生，在客觀上是受國際形勢變化和國內某些錯誤實踐的影響，主觀上則主要是由於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設想和論點誤解和教條化的結果。當然，這些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作了分析，我就不多説了。

　　1992年6月18日于中央黨校 (訪問人：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