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蘇星：毛澤東不懂經濟嗎?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5日 20:27

　　蘇星，1926年生，原熱河省建平縣（今內蒙古敖漢旗）人。曾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求是》雜誌總編輯。現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教授。著有《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再生産的理論與實踐》、《我國城市住宅問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等書，並出版了《蘇星選集》。

　　他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又有很高的行政職務。原想一定很忙，請他談毛澤東可能要費些時日。誰料想，蘇教授既很爽快又很謙虛!

　　訪問人：從毛澤東的知識結構來看，他文史著作讀得多，經濟理論、科學技術方面的書讀得少一些；此外毛澤東在指導經濟建設上有不少失誤。是不是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不太懂得經濟。您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

　　蘇星：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毛澤東是懂經濟的。在民主革命階段，他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論持久戰》、《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照耀中國革命航程的著作。這些著作，對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階級關係作了深入的分析，論證了哪些階級是革命對象，哪些階級是革命動力，在不同歷史條件下，這些階級力量如何改組和變化，並據此制定了黨的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些著作的理論依據，主要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寫不出這些著作來的。

　　訪問人：據我們所知，毛澤東在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之前，還沒有讀過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書籍。

　　蘇星：不容否認，本世紀初，馬克思的經濟學原著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但介紹這些理論的文章和書已經不少。例如，1919年11月出版了《共産黨宣言》的第一章（全譯本在1920年8月發表）和考茨基著《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説》一書的大部分內容。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共産主義小組建立前，上海報刊集中刊登宣傳剩餘價值論方面的文章有7篇左右，譯文4篇左右。這些書和文章，對渴望尋找中國前途的毛澤東，都會具有極大的吸引力。1936年，他在同斯諾談話時，説他當時讀了《共産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可能就是《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説》）和柯卡普著《社會主義史》，這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一直堅持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根據吳亮平回憶，在長征途中讀過《反杜林論》（其中第二編是政治經濟學）。在延安，讀過《資本論》和《帝國主義是資産主義最高階段》等重要著作。

　　正如為毛澤東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才有可能對中國革命問題、抗日戰爭問題作出那麼透徹，那麼符合實際的科學結論。

　　毛澤東不僅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由於中國革命的特點，是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用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他還對革命根據地的經濟問題作了創造性的研究。在井岡山，他寫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在延安，寫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這些著作，對革命根據地的經濟結構、建設方針、工作方法都作了精闢的論述，其中提出的許多理論問題和基本原則，對我們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依然具有指導意義。

　　訪問人：可不可以這樣看，這些理論都是針對根據地建設來講的，它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不一樣?

　　蘇星：當然建設社會主義，光有革命根據地的經驗是不夠的。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當革命戰爭取得基本勝利時，毛澤東就及時告誡全黨：“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作。”“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毛澤東自己就是這樣作的。在黨的工作重心轉到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候，1954年，他又一次閱讀《資本論》，多次讀《政治經濟學批判》、《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等經濟學著作。1958年“大躍進”中，為了糾正當時出現的“左”的觀點，毛澤東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蘇聯論文經濟問題》。1959年冬，又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比蘇聯和中國經濟建設經驗，講了許多意見，其中有許多意見是獨創性的。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很強調學習自然科學和技術。由於一直刻苦學習，才有可能寫出像《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有深遠影響的著作。

　　當然，毛澤東也説過：“社會主義經濟，對我們來説，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説，經濟建設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不過，他在經濟建設上出現失誤（最大的失誤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主要不是因為不懂經濟，而來源於他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認識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個人主觀專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