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您剛才講的是毛澤東確立對馬克思主義信仰時所具有的必然性和特點。毛澤東第二個抉擇又是什麼呢？

　　趙福亭：這應該説是上井岡山了，走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這個抉擇也有一個過程。毛澤東在1920年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就曾設想過中國革命和俄國不同，不能先總解決後及一般。他説，俄國那時有主義（布爾什維克），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可靠的黨眾，可以一舉成功，而中國不具備這些條件，不能先抓全國的最高統治集團，不能先總解決，要從基層做起，從各省做起，然後來個總解決，總革命。青年毛澤東想試一試，他搞過自治運動，但由於條件不具備，用的又是資産階級的老辦法，結果失敗了，只好“另辟途徑”。但有一點蒙生的看法是可取的，這就是從一省做起，從條件具備的地方先解決而後及于全國。後來，毛澤東參加了以廣東為根據地的大革命運動，這可以説是從一省做起的。但那是以城市為中心，黨的組織和領導的重心在城市不在農村，沒有認識因而也不可能發揮農民這個主力軍的作用，沒有找到能夠發揮農民主力軍作用的革命場所。

　　在中國大革命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有一個質的飛躍。這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個是對農民問題的認識。毛澤東在1925年“五卅”以前同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樣，對農民問題認識並不深刻，“沒有人研究過”，“黨裏也很少有人注意”，那時也説農民重要，但重要在哪？關鍵問題何在？並不十分清楚。農民問題的概念很寬泛，有好幾個階層，依靠誰團結誰，才能真正把農民的作用發揮出來。這些問題從理論上講清楚的，在中國應該首推毛澤東。他説，所謂農民問題，主要的是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群眾，貧農是革命的中堅，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他把農村各階級、階層講得清清楚楚。這個分析和認識十分重要，否則陣線不清，無法實現無産階級領導。另一個是中國各派軍閥的統治因帝國主義分割而不統一。這種各派軍閥分割鬥爭的局面，給開展革命鬥爭以很好的條件。中國共産黨人對軍閥統治的認識比較早，打倒軍閥一直是個大目標。但中國各派軍閥割裂統治所造成的極其反動極其混亂的局面，必然激起全國國民的革命觀念，而成為推進中國革命鬥爭的重要條件，這一點也是毛澤東最先闡述清楚的。他早在1923年《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中就作過專門的論述。毛澤東抓住農民和軍閥統治不統一這兩個最基本的條件，也就是最基本的國情，就找到了革命軍的主力所在，找到了革命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中國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而反動統治薄弱的地方也在農村，所以，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戰場在農村而不是城市。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是與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同的另一條道路，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而創造出來的一條新的使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

　　訪問人：這個抉擇的意義的確非常重大。如果沒有它，中國共産黨也許還會在黑暗中摸索。但是對這個抉擇産生共識，在當時來説，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趙福亭：可以這麼説。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起義的目的還是南下廣東，想依賴外援，攻打大城市，沒有直接到農村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以城市為中心的思想，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包括當時黨的領導核心和相當多的高層領導人都是這樣看和這樣做的。毛澤東提出並付諸實施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被全黨認識並接受有一個過程，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得以統一。1933年中共中央機關遷到蘇區以前，黨中央執行的基本上是以城市為中心的方針，排斥毛澤東，批評毛澤東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説以農村包圍城市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是“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等等，致使中國革命遭到極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