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趙福亭：毛澤東的幾次重大抉擇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5日 20:04

　　趙福亭，1924年生，山東金鄉人。1945年參加工作。現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參加編輯了《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毛澤東書信選集》、《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是《毛澤東軍事文集》、《毛澤東早期文稿》中央文獻研究室方面的主編之一，《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毛澤東年譜》副主編之一。

　　他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著作和生平研究組組長，幾乎參加和主持了新時期以來所有毛澤東著作的編輯工作。由他來談毛澤東，當然是駕輕就熟的事。

　　訪問人：您多年從事毛澤東著作和生平的研究，對毛澤東的文獻和資料很熟悉，就您的研究，您認為毛澤東一生中有過幾次重大的抉擇？

　　趙福亭；這個問題很大，也難以有確切的定説，只能談點個人的看法。

　　毛澤東是20世紀的偉人。就近代中國來説，從20年代到70年代，可以稱作是“毛澤東時代”。在這個時代的中國歷史舞臺上，毛澤東唱了主角，每個歷史階段的關鍵時刻都留下了毛澤東的印記。這不是誇張，而是歷史事實。毛澤東學生時代在湖南就是一位突出的很活躍的人物，有相當高的知名度，走上中國歷史舞臺以後，很快就顯露出他那對中國命運有決定性意義的非凡之舉。把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為獨立的、統一的、人民生活有根本性改善的、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是多少仁人志士的夢想，而實現這個夢想的領頭人是毛澤東。他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為中國共産黨提出一整套的理論、路線和方針，使中國革命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你們提出的在毛澤東的一生中有幾次重大的抉擇？我認為，可以説有五次。從一定意義上説，這些重大抉擇，對於推進中國革命運動，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訪問人：那末就先請您談談第一次的抉擇吧。

　　趙福亭：第一次，是20年代初毛澤東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毛澤東説他開始接觸、學習馬克思主義，書讀得並不多，只從中汲取了“階級鬥爭”四個字。這是極而言之了。他説從這裡開始，就老老實實地研究中國實際的階級鬥爭，進行許多尋找革命真理、尋找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嘗試，他在青年時代就把中外歷史，特別是中國歷史研究個透，獨創性地從事各種社會活動，搞學生運動，搞自治運動，甚至搞新村式的試驗。經過反復比較，他得出結論説，看來用老式的資産階級革命的辦法是不行的，要搞俄國式的革命。走俄國人的路，“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取這個恐怖的方法”。他説他一旦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為之奮鬥終生，從沒有動搖過。

　　訪問人：毛澤東的這個抉擇，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説，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在這個過程中，他顯示了哪些與眾不同的特點呢？

　　趙福亭：在馬克思主義傳播並被一部分先進知識分子接受的過程中，如前面所説，毛澤東與其他許多同代人相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掌握上，並不具備多大的優勢，但他悟性高，能很快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真諦，並且運用得好。毛澤東是一個農家子弟，他所處的社會天地並不寬闊，但一上場就顯示了他那才華出眾的偉人氣質。他在青年時代就曾説過，要救中國就要有“奇傑”，有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倫理學家。這表露了他的雄心大志，後來的歷史證明，他就是這樣的“奇傑”，這樣的“大家”。

　　訪問人：這麼説，一定有好多的特點了。

　　趙福亭：是的。我認為最突出的特點有兩個。一個是他有驚人的洞察力、想象力和獨創精神。他的思想永遠是開放的，永遠站在歷史發展的前沿，開拓新的思路，像他説的那樣；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他具有極其強烈的創造精神，一接觸新事物、新情況，就提出一種新觀點、新理論，提出解決問題的新辦法。他青年時代就認為，對於任何問題，都要有“具體、鮮明、熱烈”的創新觀點。他説“在人類社會中，無論是一種運動，或是一宗學説，都要有這三個條件，無之便是因襲，不是創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不具有創造性，不同實際相結合，即使他的馬列主義學富“五車”，也是沒有用的。

　　其次，毛澤東是一位大思想家，但不是空中樓閣的空想家。他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就確認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説話”。毛澤東從學生時代起，就注重實際，注重調查研究，特別注重研究中國，研究東方。這也是他具有的第二個特點。毛澤東從踏上社會那天起，頭腦中就裝著三個東西：一個是要強國富民。建立一個獨立的強大的統一的中國，這是他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一個是要搞民眾大聯合，要依靠群眾創造世界，早在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就認識到孫中山辛亥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民眾大聯合，缺少工農兩界群眾參加；一個是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為解決中國的問題，要找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來。這三條可以説貫穿在毛澤東一生的實踐之中。毛澤東堅持認為實踐出真知。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體力行的，就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不迷信本本。他搞革命，同有些革命領袖人物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不是從大量地研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開始，去找出在中國進行革命的理論、路線和道路，而是在實際鬥爭中，像他説的老老實實地通過實地調查研究，去學習、去運用馬克思主義，並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昇華成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論，把馬克思主義日益地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在中國革命的一些問題上，他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理論觀點，他提出的主張、方法和政策，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相符合的，達到了一個新的理論高度，雖然他所論述的問題，馬列主義的本本上可能沒有具體地闡述過。我們通常説的，毛澤東具有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主要地就表現在這一點上。這樣説，並不是説毛澤東不主張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説怎樣學、怎樣用。應該説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鬥爭的過程中，是十分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他曾説我們黨有一百個、二百個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就能取得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産黨在1935年遵義會議前黨中央的幾屆領袖中，一個主要的毛病就是教條主義，照搬別國的經驗，這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