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前面我們探討了幾個問題，這種探討對了解毛澤東很有意義。我們想再問一個問題：在毛澤東談自己的人生經歷時，他是如何看持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修養的？

　　汪裕堯：對馬克思主義的修養，他自己有過一些回顧和記述。我們知道的最早的還是在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裏。他説：”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仲程度的行動上，我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並且説：“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上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和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産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後來他在1941年9月對婦女生活調查團的講話中再一次談到了這三本書，他説：“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我只取廠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

　　如何理解這些話？當然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僅僅歸結為“階級鬥爭”，那樣理解就大窄了。但是階級鬥爭學説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階級分析方法也無疑是階級社會分析社會現象的一種基本方法，毛澤東在這裡正是從方法論意義上説的，是講認識問題的方法。在中國人民摸索自己革命道路的實踐中，認識到這種方法，不能下承認是歷史的一大進步。至於建國後我們黨在50年代後期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直到後來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嚴重錯誤，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能因此歸結為階級鬥爭的觀點完全要不得，階級分析的方法也完全不能用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是怎樣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修養的顯著特點是什麼。

　　訪問人：我們同意您這個觀點。到了延安時期，隨著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成熟，也逐漸被人們所理解。當人們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時，毛澤東是怎麼對待的？

　　汪裕堯：毛澤東對自己的理論成就是比較謙虛的，他一再強調要端正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強調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是他一生堅持的原則和方向。當一些理論工作者在1943年前後提出“毛澤東思想”，概念時，他表示不贊成。他在1943年4月22日給何凱豐的信中曾説：“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七大召開前，這個問題又提了出來，王稼祥、劉少奇等都發表了文章，特別是在七大上，正式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因為是大家討論，集體決議，毛澤東也同意了。1948年8月華北大學準備成立，吳玉章校長給周恩來發來電報，請示是否“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毛澤東立即給吳老寫信，表示：“現在沒有什麼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説毛澤東主義。”“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並列，説成什麼‘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建國初期，他多次將一些報告和文章中的“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的著作”。1960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他在審閱報告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定義時，特意加了一句“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把它作為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些情況可以表明，毛澤東對待自己的理論成就是很慎重的，他不贊成過多的評價。

　　訪問人：那麼，他對自己的著作有哪些看法，就是説他喜歡哪些著作，不喜歡哪些著作？

　　汪裕堯：對他自己的著作，我體會有三類比較喜歡：一類是理論性邏輯性系統性較強的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産黨人）發刊詞》等，這些著作既有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概括，又有理論的創造，它邏輯嚴密，論述系統，文筆精采，層次分明，他在講話中多次提到這些著作。當然他並沒有直接的説自己寫得怎麼怎麼好，只是經常提到這些著作，可以看出來他是喜歡的。第二類是戰鬥性強的檄文。如《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等幾篇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的評論，對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蔣介石集團，駁得淋漓盡致，痛快至極。逢先知同志曾介紹説，當年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老人家親自審定，當讀到這幾篇評論時，越讀越高興，以至敞懷哈哈大笑。第三類，是調查報告，這也是他非常喜歡的，1930年他在《尋烏調查》中曾説，大革命時期作過的湘潭、湘鄉等7個有系統的調查，但後來丟失了，“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這些調查是毛澤東認識中國社會、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最基本的依據。從這些實際調查中，他得出了“沒有調查就沒育發言權”的重要結論，找到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必由之路。他那麼看重《反對本本主義》，其原因也在這裡。

　　訪問人；是不是也有他不大喜歡的著作？

　　汪裕堯：是的。從他有關編輯《毛澤東選集》的一些書信中可以看出，他下大喜歡教科書式的著作。比如《矛盾論》，最初列入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目錄，毛澤東在審讀中，覺得它太像哲學教科書”，有些段落“詞意不暢”，“以不加入此次選集為宜”。因此開始沒有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後來經過修改，先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第二卷，1952年印行重排本時才移到了第一卷。這個情況，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毛澤東不太喜歡什麼樣的著作，但絕不能因此得出《矛盾論》寫得不好的結論。現在編入毛選第一卷的《矛盾論》，無疑是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今後仍應好好學習。

　　毛澤東對他的著作總是改了又改，力求達到完善的程度，奉獻給讀者以精品。以《論十大關係》一文為例，最初由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講話記錄整理過一個稿子，少奇同志提議作為中央文件下發，毛澤東雖同意下發，但並不滿意，他要求在批語中説明是發下去徵求意見，以後再作修改。在編輯毛選第五卷時，對這篇稿子反復進行了研究，很長時間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知道是因為陳伯達整理的那個稿子，把他在講話中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批評蘇聯的許多地方抹掉了，所以整理出來的東西缺乏鮮明的針對性。弄清這個原因後，在胡喬木主持下，嚴格按照毛澤東講話的原意，重新整理了一個稿子，由小平同志看後送給毛主席，毛主席看後立即批示同意，並指示先編入毛選第五卷。現在看，這篇著作確實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它是試圖突破蘇聯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一個良好的開端。可惜因為多種原固，我們黨當時沒有能沿著這條路子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