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張靜如：宏觀把握毛澤東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5日 19:40

　　張靜如 1933年生，北京人。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的研究，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中共黨史學史》、《中國共産黨思想史史》、《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社會之變遷》等。

　　從社會整體研究歷史，從宏觀上把握毛澤東———這是張教授近些年大力倡導的。當面聽聽他的宏論，早就是我們的夙願。“因為家裏有點事，我大半年不接受採訪了，對你們是個例外”，教授見面如是説。於是跟著他的思路，我們上了一堂機會難得的課。只是先生説得興致，一個半小時竟未喝杯茶。

　　訪問人：張教授，請您就如何深化毛澤東思想研究的問題，談談您的看法。

　　張靜如：這些年，我有一個總的觀點，就是認為不論研究人物，還是研究歷史，一定要從整個社會的總體上來看問題，因為不論一個政黨，還是某個歷史人物都是在這個社會産生的，並且在這個社會中活動，他不可能離開社會。只有深入地去研究整個社會，才能夠把政黨（無論是他的人物還是他的實踐）研究深透。

　　訪問人：你覺得現在毛澤東思想研究的狀況如何？

　　張靜如：從發表的文章以及論著看，在量上是很大的，你們不是有個統計：三中全會以來關於毛澤東思想研究的論文有6000篇，著作有400多部。但我不客氣地認為，過去的研究相當程度上停留在宣傳上，從整個社會的角度開展研究是太差了。因為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是跟黨史的研究聯在一起的。而黨史的研究又跟黨史這門學科的歷史發展有關係，民主革命時期不可能也沒有條件進行這種研究，它需要適應直接的政治鬥爭，主要是政治宣傳，那麼，關於黨史問題它就總是比較簡單地説一下歷史背景呀什麼的，然後是直接的政治宣傳。建國後條件有所變化，但也要一般地向群眾灌輸黨史知識，在這種情況下，就無需乎説什麼研究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黨史這門學科比較過早地進入教科書化。許多學科的發展都有一個規律，就是在它自身發展之後，進入教科書的模式，但這有個醞釀和發展過程。而中共黨史這門學科比較早地進入了教科書化，這也不能賴誰。因為在建國初出於對形勢的需要，對黨員和知識分子的教育，需要有個教本，這就促使這門學科過早有了教科書。有了教科書就有了一定的模式，再深入就有了困難。我覺得，既然已經發展到這個程度，這也是一個客觀事實。那麼回過頭來，就應該研究它形成的弱點，尤其是展開對於社會的研究，這是深化黨史研究的一個途徑。

　　那麼回到我們的題目上來，我們説應該宏觀把握，這就是説，要研究人物，就一定要從他處的社會的各個方面來考慮。而所謂社會的各個方面也就是要從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一直到包括社會關係、階級關係、社會意識、社會心理、思維方式等社會的側面來研究。考察一個人物，還要考察包括他的家族的變遷，人物的變遷等等方面，只有從這些方面考察了這些問題，然後才能看出一個政黨，一個人物，他是怎樣活動的，他的思想是從哪來的。

　　包括毛澤東這樣的大人物，對他的研究也要從社會生活的諸方面因素去加以考察。我們現在的研究，還缺乏整體的考察。比如，毛澤東出生以後，整個社會和他的思想的産生是什麼關係？他的思想的歷史繼承性是什麼？還有中國傳統文化對他有哪些影響？在我的研究中，我比較強調社會心理的影響，就是説，社會心理對於毛澤東早期思想的形成是什麼關係，以及他接受馬克思主義，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關係。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社會意識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社會意識形態，一個是社會心理。社會意識形態是屬於系統化的社會意識，而社會心理則是一種非系統化的社會意識。社會上的質的屬性，如生産力、生産關係等等，它並不首先反映並形成社會意識形態，而是首先反映為社會心理，形成簡單的東西，社會意識形態是高於社會心理的，它是從社會心理的基礎上總結和昇華上去的，成為一種思想體系和理論體系。而社會存在反映到社會心理，又表現為社會的群體心理。

　　訪問人：這是不是説，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或者説，他自覺不自覺地從社會心理上認識和探索中國國情了？

　　張靜如：我沒有查到毛澤東是否曾用過“社會心理”這個詞，但同時代的李大釗是用過這個詞的，他説，要注意農民的意識，“此種基礎社會之心理，實有以秘持真正輿論之權威”故“不可漠視”。對毛澤東，我沒有深入的研究，但從宏觀上看，他是有這種基礎的東西的。所以，要深化毛澤東的研究，我想，一個是從整個社會去看，另一個是注意社會心理對他的影響。比如從辛亥革命後到五四運動這一段，當時的社會心態到底有怎麼樣的特色，這些特色跟毛澤東思想的轉變有什麼關係，如能進一步探討，是很有意義的。

　　訪問人：研究這些問題，實質上就是挖“源”，現在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毛澤東的思想之源，一個是從西方來的，包括馬克思主義；一個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文化，而傳統文化，在相當程度上他又首先受湖湘文化的影響，因為毛澤東生在湖南，而你剛才講的從社會心理去把握毛澤東思想的轉變，我們還是第一次聽到。

　　張靜如：我並不否認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的作用，包括湖湘學風也是這樣。問題是傳統文化發展到近代，它也要跟整個世界的發展相聯絡，並跟隨它的變化而變化，因為傳統文化的發展也是不斷總結社會心態並使之昇華。比如，中國近代工人運動的發展也要跟社會心態相聯絡，社會心態是什麼呢？就是一種願望、要求、情感等等，這些都屬於非系統化的意識，好、壞、美、醜，都是一些比較模糊的東西。

　　訪問人：就是説，從它的表面看是初級的？

　　張靜如：對。工人運動開始也是一些初級的東西，主要表現為反抗意識。

　　訪問人：反抗意識能不能説已經包含有意識形態的層次呢？

　　張靜如：僅僅是社會意識，遼沒有昇華，昇華就成了意識形態了。作為社會意識，從社會心理上講，有民族的，階級的，職業的。相同職業有相同職業的心態，相同階級有相同階級的心態，各階層有各階層的心態，整個民族有整個民族的心態。

　　訪問人；到了近代，我們中華民族共同的杜會心態是什麼呢？它對毛澤東有什麼樣的影響？

　　張靜如：我認為，從大的方面説，有兩個：一個是接受和吸收了外來的文化，這主要是西方的東西，那時，不管是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都介紹至中國來，都予以接收。另一個是傳統文化中有用的東西。從社會心理方面具體説有以下幾個：一個就是從鴉片戰爭以來慢慢在全民族中形成的反抗意識和救國意識。這兩個是相通的，既是反抗侵略又是救國。但這種反抗意識還不是上升到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因為這是意識形態了。對外國的壓迫我就反，這是普遍存在於群眾中的意識。它們之間就差這麼一格。不要小看差一格，這是客觀的事實。假定沒有這種普遍的群眾性的東西，你那個意識形態或者思想體系，準是坐在屋子裏脫離實際想出來的。這是一個廣泛的群眾基礎的東西。

　　第二個，是不滿現實的情緒。這種情緒怎麼來的呢？就是力圖改變現實生活狀況的願望。當然，“不滿現實”，各階級有各階級的不同，各階層有各階層的不同，但從總體上看，都是要求改變現實，存在一個不滿情緒，這種要求和願望，也是在群眾中普遍存在的。由這兩點，又決定了在社會心態上的一個特點，就是焦急情緒，焦急、追切、趕快、急迫等等；和焦急情緒伴隨的還有一方面，即失落感，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後，失落感非常強，為什麼？因為幹了一次革命仍然沒有成功，社會還是那樣，壓迫被壓迫照舊。在這種情緒下，有的人就沉淪下去了，而有上進的人就産生了競爭意識，因此，失落和競爭又是焦急情緒的兩個方面，既有失落，又有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