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那麼，毛澤東晚年的失誤都有哪些原因？

　　逄先知：毛澤東晚年的失誤的確是使人痛心的，但又不是偶然的。我認為最主要是三條。

　　第一，他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脫離了他創立和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在民主革命時期以及建國後的一段時間裏，都是十分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且身體力行，親自作調查，因此，他才獲得了對中國國情的深刻了解。但從50年代末期以後，這個優點在他身上漸漸減少了，甚至違反了這些東西。1958年的“大躍進”為什麼犯那麼大的錯誤，雖與他思想上的空想成分有關，但脫離實際是主要原因，如果他能到農村去了解到真實情況，是不會做出那樣的決策的。當時他派我們下去，我們親眼看到農村裏，生産是大兵團作戰：通宵達旦地幹，生活是吃大鍋飯，男女分開住，這怎麼行?但這些實際情況毛澤東看不到，他只要一下去就被人群包圍了。到天津視察時就被人群圍了裏三層外三層，在這種情況下，他搞調查研究確實受到很大限制。

　　訪問人：是不是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保衛制度不允許？

　　逄先知：制度是一個方面，關鍵還是他有沒有決心。他自己講過，進城後，官做大了，像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作那樣的調查沒有了。1962年派我們到韶山調查，他是準備去的，但終究沒有去。解放以後他就沒有到農村中作過直接調查，更沒有在農村住過。他每次下去，都是省委書記陪著，聽彙報、調查的對象不是地委書記，就是縣委書記，這怎麼能了解到真實情況？不脫離實際才怪。所以，造成那麼大的損失，出現那麼大的失誤，脫離實際是主要的。

　　有人寫這段歷史，把他説成是空想主義者，我不贊成。搞人民公社，確實帶有空想的成分。對這個問題也要作點分析。當年提倡農村人民公社辦工業，辦商業，搞工農商學兵于一體，不能説沒有一點合理的成分。我們今天的農村鄉鎮也是工農商學兵一起搞，不光有農業，還搞工業、商業、第三産業，辦學校等等。現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蘇南，許多鄉鎮企業，就是由過去的社隊企業轉化而發展起來的。但那時脫離了生産力水平，搞的是政社合一的公社體制。特別是在開始搞公社化那陣子，搞一大二公，的確吃了苦頭。“一平二調”，大刮共産風，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甚至急於向共産主義過渡，這些，確實完全是空想的。但從1958年冬，毛澤東即發現錯誤，並且費很大力氣，去糾正錯誤。從1959年起，不斷提出下放核算單位，先是下放到一個鄉範圍的生産大隊，再下放到一個行政村、一個自然村範圍的生産大隊，最後是二三十戶規模的生産隊。廣州會議時，他曾經批了一個主張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産隊的材料，但是沒有引起注意，為此，他很不高興。

　　另外，到他的晚年，年齡大了，很多人又都是順著他講，這也是脫離實際的一個原因。

　　訪問人：陸定一同志講，能不能堅持調查研究，確實也與年齡有關係，至少年紀大了，跑路也跑不動了。

　　逄先知：那時我們到南方去調查，天氣很冷，有時住草棚子，這種條件，讓毛澤東去他會吃不消，組織上也不會那樣安排。因此。他在早年曾經用過的，很自然的找幾個農民，像拉家常那樣的形式，很難做到了。他了解情況，不是看報告，就是聽彙報，而這些又有相當成分是看他的臉色行事，喜歡什麼給什麼，強調階級鬥爭了，馬上就來階級鬥爭的材料，強調生産了，又報來關於生産的材料。長此以往，不出問題才怪。這是第一點。

　　第二，是專斷，聽不得不同意見。前面我在講他成功的第二條，是尊重各種意見，善於從群眾的呼聲中找出我們政策的出發點，這本是他的好作風，後來走向了反面，破壞了黨內民主，一言堂而不是群言堂，最後導致犯錯誤。

　　訪問人:他的專斷和民主作風的改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逄先知：按胡喬木同志講，是從1958年1月南寧會議批評反冒進開始。但這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有一個過程，1958年南寧會議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3月的成都會議還算開得生動活潑，但到1959年廬山會議又來了一個升級，以後專斷就佔了主導地位。因此，他脫離實際是一步一步發展的，聽不得不同意見而導致專斷也是一步一步發展的。

　　訪問人：有人認為，廬山會議彭老總那種提意見的方式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換一種較為和緩的方式，後來的結果可能不一樣，這個問題您怎麼看？

　　逄先知：過去喬木同志也講過，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用那樣一種態度提意見，確有不妥之處，如果是當面的心平氣和他講，不用堵氣，情況也許不同一些，我看有一定的道理。當然，這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那時黨內很多人對“三面紅旗”有意見，持不同意見的材料也陸續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彭德懷只是一個代表，即使不是他出來講，總會有人出來講，當然不至於出現那樣尖銳的形式，另外，國際上出現的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以及引起的一股反共思潮，對毛澤東走向“左”的方面影響很大：在那種環境下，他不能不想到我們黨，不能不維護他提出的一套在他看來是正確的東西，因此，出現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的那種結局也是必然的了。

　　儘管如此，還要看到，毛澤東晚年的指導思想是在一定範圍內偏離了毛澤東思想，並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沒有一點正確的東西，那還不把共産黨和人民共和國搞垮了。特別是在國際鬥爭中，他維護了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並利用國際形勢變化的時機，打開了中美、中日關係，創造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這一點要充分估計到。

　　訪問人：這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重要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可能我們後來的改革開放要克服更多的困難。

　　我們想再問一個問題，毛澤東的失誤，從他的思維方式角度看，是不是也有什麼原因呢？

　　逄先知：在回答你們的提問之前，我再補充一點，講毛澤東晚年失誤的又一個原因。毛澤東在晚年不能很好地團結一切可能團結和應該團結的人，像民主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那樣，相反，在幾次政治運動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傾，傷害和打擊了許多人，或者是反右擴大化了，或者是根本不該反右而反右。在黨內如此，對黨外也是如此。以後搞“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更發展到了極端。我認為，不能很好地團結越來越多的人，是毛澤東晚年的一個失誤，又是失誤的一個原因。你們看，以上講的三個失誤的原因，恰恰是他三個成功秘訣的反面。他的失誤，正是違反了他過去一貫堅持的一些正確的東西。

　　現在，回過頭來，回答你們提的問題。毛澤東的晚年，在思想方法上有極端化的傾向，極端化也是思想僵化的一種表現。他原來的辯證法講得多麼好，不僅寫出了《實踐論》、《矛盾論》這樣的著作，而且把唯物辯證法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運用得非常精當，非常純熟。例如，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提出“又聯合又鬥爭”的總政策；在抗日戰爭期間的反頑鬥爭中，實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在軍事鬥爭中，提出“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的戰略方針。在一般的鬥爭策略上，提出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等等。這些東西都是他獨創的。另外，不知你們注意到沒有，延安時期他曾肯定過孔子的“中庸”的概念。

　　訪問人：這是他在1939年給張聞天等人的信中講的，認為中庸的“過猶不及”“不偏不倚”是“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不是折衷主義。

　　逄先知：是這樣。但到了晚年，他的思想方法確實出現了極端化，不大講統一，過分強調鬥爭，強調鬥爭是絕對的，以至於説出“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一類的話。有人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學概念，就説是“階級調和論”。這種傾向的産生，從深處説，有思想慣性的作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在長期殘酷的階級鬥爭中，使他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強烈的階級鬥爭觀念。建國後，他從理論到實踐，正確地實行過由階級鬥爭為中心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但是這種轉變是不牢固的，一遇風吹草動，他馬上警覺起來，過分地估計了階級鬥爭的形勢，把階級鬥爭這個弦繃得很緊。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有曲折，1957年雖然講了主要矛盾是階級鬥爭，到1958年又提出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到技術革命，提出超英趕美。“大躍進”失敗了，黨內出現分歧，他又回到階級鬥爭的思路上。最後終於導致錯誤趨向壓倒了正確趨向，晚年的悲劇就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