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從新時期黨的事業的發展來説，只有這兩條似乎還不夠。

　　龔育之：只有撥亂、反正這兩條，還是在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的範圍之內，無非是根據實踐檢驗，將其中的錯誤的東西改過來，正確的東西堅持下來，新時期還要創新。

　　訪問人：這就是您講的第三條，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這層關係？

　　龔育之：糾正，繼承，發展，這三條，頭兩條的組合，就是撥亂反正，後兩條的組合，就是繼往開來，全面改革，就是開來，就是開拓，創新，發展。新時期遇到許多新問題。所謂新問題，就是毛澤東的時候沒有面對過的新形勢、新需要所産生的許多問題，或是毛澤東的時候已經接觸到但是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從內政到外交，改革開放遇到許多新問題，需要我們創造性地去加以解決。開拓創新的問題，這不止是在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的範圍內分清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就能解決。正確地認識和創造性地解決新形勢下的新問題，需要使毛澤東思想得到新發展。

　　訪問人：經過近十年的探索，到十三大時，對理論上的新發展概括了十幾條。

　　龔育之：十三大概括了十個科學理論觀點。當然還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歸納和概括方法。總之理論上確實有許多新的東西。十三大已經講了，這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訪問人；現在理論界有人主張把這些新發展稱為鄧小平思想。

　　龔育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理論上的確有了新的發展。如實地了解和承認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它既是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糾正，又是對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繼承，同時又在新時期面對新形勢解決新問題有了新發展。

　　訪問人：即是説已經形成一個新的理論的框架了。

　　龔育之：或者説，已經開始形成。至於用個什麼概念、語言來概括，這要中央下決斷。十三大用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提法。今年初小平同志的談話後，我看到的黨中央的文獻，有提“鄧小平同志倡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的，有提“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的，進一步突出了小平同志在這個理論的創立中的地位。我看，這樣的提法很好。缺點是作為一個術語，長了一點。好處是突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主要內容。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為什麼要單獨用一個概念來概括它？就是因為它不只是在毛澤東同志已有的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增加了幾點枝節的東西，而是相當的重大階段的前進，有一系列新的探索，新的開拓，新的創造，開始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理論，所以要有新的概括。

　　黨的七大時候，確認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用它來概括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在那時産生的理論成果。毛澤東同志當時接受了這個提法，又説明，只是把他做個代表，並不是説他都正確。後來有人建議提“毛澤東主義”，他不同意，為此專門有一個電報給吳玉章同志，《毛澤東書信選集》上登了這個電報。建國初期，由於一些原因，一度規定不再提“毛澤東思想”。黨的三十週年紀念時的一篇大文章，原來題為《論毛澤東思想》，後來重版後改題為《毛澤東論中國革命》，八大黨章也沒有用“毛澤東思想”，再以後，中央決定還是提毛澤東思想，在那時確定的毛澤東思想的定義中，毛澤東特別強調它是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産生的。總之，這樣的事要由中央從政治上考慮和決策，不單純是理論問題、學術問題。

　　我覺得，一方面，的確需要有一個新概括，因為開始形成了新理淪，另一方面，同“七大”時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新概括，並不是不要馬列主義一樣，現在提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個新概括，也並不是不要毛澤東思想。從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中可以找到新理論的根源和準備，存在著貫通起來的精神，這些貫通起來的精神表明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同毛澤東思想之間的關係——繼承和發展。

　　訪問人：剛才您談到貫通起來的精神，這是不是説。在毛澤東和鄧小平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呢？

　　龔育之：對毛澤東和鄧小平作一番歷史的比較的研究，我看是很有意思、很有意義的事情。比如説，強調“實事求是”是他們最大的共同點。小平同志講毛澤東思想，講得最多的就是實事求是。他認為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他自己説，我就是實事求是派。這次他在南巡談話中又強調：“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我就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有人不大贊成這個提法，認為毛澤東的著作好幾本，講了那麼許多政治理論、軍事理論，文化思想……，怎麼可以只講“實事求是”四個字呢？其實，毛澤東思想其所以在政治，軍事、文化……方面有那麼多適合中國情況的創造，根源就在於他能夠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結合起來，而不是照搬本本和外國。小平同志強調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我們正確地理解和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根據新的情況，自己去創造新的理論。

　　我們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淵源，當然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他們當年得出了許多具體結論，從那時到現在，經過了一百幾十年，情況的變化是很大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説的，不能要求馬克思提供具體結論解決他去世之後成百年、成千年所産生的問題。列寧也同樣不能承擔他不在世以後五十年、一百年所出現的事情。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鬚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揚馬列主義。這是他在1989年的一次談話中説的如果後人解決自己面對的問題只限在前人的具體結論的框子裏，就會束縛住自己的頭腦和手腳。還是當年毛澤東批評教條主義時講的，不是照搬具體結論，而是要掌握根本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用這個方法面對中國實際，解決新問題。前人的科學成果要學習，也要研究，不能沒有知識。歸根結底，要拿到今天的客觀實際中去運用，提出新問題，解決新問題。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關於社會主義的具體結論，一是蘇聯提供的模式，一是毛澤東後期的設想。小平同志不困襲這些，而是抓住實事求是的精神，把所有過去關於社會主義的各種具體結論，重新拿到實踐、拿到時代發展中去檢驗，這樣他才能有創新，才能有突破思想樊籠的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從而開創出這十幾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又比如，鄧小平和毛澤東，作為戰略家，也有很大的共同點。在中國的民主革命中，毛澤東戰略思想的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到農村去建立了革命的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開闢這樣一條道路，是非常艱難的，首先就難在它是一條新路，不是傳統的路，不是俄國革命已經走過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走到農村去，似乎脫離了工人階級，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其實，恰恰是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反動統治力量較為薄弱的農村找到了突破口，開闢了中國無産階級同中國農民結成同盟以發展自己的力量的道路。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農村和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始終佔有中心地位。今天鄧小平領導中國的改革，在他的戰略思想中，農村和農民在中國改革中也始終佔有重要的地位，我不大贊同沿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提法來形容今天的改革，作為革命時期的“農村包圍城市”是兩種政權、兩種敵對力量，現在當然不是這種情況。但從戰略上講，從選擇改革的突破口來講，鄧小平也是首先把目光放到農村，中國的人口80％在農村，農村是否穩定，生活是否改善，關係中國大局。某種意義上，農民的改革要求也最迫切，而中國農村的經濟關係比較簡單，改革起來不像城市那麼複雜。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改革從農村著手，取得了成功。先是聯産承包責任制的突破和推廣，然後又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可以説，80年代解決溫飽問題，吃的是農村改革這碗飯，80年代市場經濟的醞釀和發展，也是由農村改革啟動的。

　　訪問人：我們的市場，首先還是靠農産品豐富。通過這個問題，是否能説明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呢？

　　龔育之：我看，在中國革命戰略和中國改革戰略中，抓住農村和農民這一點，就抓住了中國特色。不理解中國國情的人，不能理解這個戰略基點。毛澤東和鄧小平，對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歷史有透徹的了解，他們和佔中國最大多數人口的農村有血肉聯絡，因此知道農民在中國的地位，知道怎樣把握住這個基點去解決中國的問題。這也是他們的一個共同點。

　　再比如，關於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問題。這個問題是毛澤東在批評“左”傾教條主義時深刻闡明過的。他批評“左”傾教條主義者犯革命急性病，急於實現全國革命高潮，是看不到中國這麼大個國家，革命在不同時期發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地區發展也是不平衡的，這個不平衡源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現在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中國建設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不同時期發展的不平衡，經濟增長速度在不同年份的不平衡，就屬於這個方面；另一個是不同地區的不平衡，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開放從沿海逐步向內地推進，就屬於這個方面。從戰略思想上講。這就是把握中國發展的不平衡，包括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和地理環境等等的不平衡，從這個基點出發，在不平衡發展的基礎上尋找最有效的發展方式，通過不平衡發展帶動共同發展，求得將來相對的平衡發展。

　　訪問人：這是不是説要從總體上把握下平衡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小平同志説，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又説：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

　　龔育之：如果過早設想拉平，不僅本來可以先發展起來的地區上下去，全國的發展也給拖住了。像這樣重大戰略的把握，毛澤東和鄧小平有很多相近相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