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我們看到一些材料，説當時有一股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思潮，後來黃克誠同志出來講話，發表了文章。小平同志主持起草歷史決議，要求全面評價毛澤東，要求在歷史決議中專門寫一章“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當時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思潮是有那麼厲害嗎？

　　龔育之：要分幾個層次、幾個範圍。一個是來自國外。來自港臺、來自社會上的某些議論，那是很強烈的，就是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以至於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産黨。另一個是黨內的某些議論，儘管有的語言也很偏激，有的意見也很錯誤，究竟同前面那種性質不同。不過，對待歷史問題不是採取分析的態度，而是採取激憤的、絕對化的態度，那是不足取的。小平同志在主持起草歷史決議的過程中講了許多話，批評和拒絕了某些觀點，是有針對性的，此外，有些搞理論的人主張不再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認為如果用毛澤東的名字來命名一種思想，就應當把毛澤東的“左”的錯誤也算在內，如果錯的不算，只算正確的，他們認為講不通。這種觀點，我是不贊成的。我認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我們黨用了這麼多年，現在一筆勾消，政治上不利，也不合乎歷史。而又合乎歷史，又合乎科學的態度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産生了科學的理論成果。難道能夠否認這個事實嗎？至於這個理論成果用什麼名稱來稱呼，倒是第二位的問題。既然過去已經用毛澤東思想來稱呼這個理論成果，而毛澤東的確在創造這個理論成果中作出了最大貢獻，現在就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取消這個稱呼。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據實踐來檢驗過去的許多觀點，看哪些是被實踐證明為科學的，哪些是被實踐證明為錯誤的，把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所創造的科學的理論成果稱之為毛澤東思想，把它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別開來。當然，在討論歷史問題的過程中，有同志提出那樣的意見和主張，不好説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可能是在斟酌怎麼處理這個複雜問題時的一種不成熟的思考，而在處理複雜問題時作種種思考，是正常的。在歷史決議通過後，遵守歷史決議，不再宣傳那樣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就不是什麼問題。

　　這些説的是情況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但是，在我們明確指出和堅決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時候，的確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即是不是能夠旗幟鮮明地堅持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成果和科學理論成果。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把握不住，堅持不住，發生動搖，那麼，我們黨的整個歷史就可能被否定，我們黨的整個立足點就可能被動搖。蘇聯出現的情況不就是前車之鑒嗎？全盤否定斯大林，我們黨歷來不贊成；進一步否定列寧，否定整個蘇聯歷史和十月革命，結果如何，不是很清楚了嗎？毛澤東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的地位，相當於蘇聯歷史上的列寧加斯大林。斯大林的錯誤和黑暗必須否定，但是斯大林也有功績，也有光明，不能全盤否定，列寧和十月革命的偉大歷史功績更不能否定。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必須否定，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成果決不能否定。對待黨的歷史，人民革命的歷史，必須採取科學的分析的態度，決不可以一筆抹煞，決不可以因為要糾正這個歷史進程中發生的錯誤而全盤否定它的基本成果，當然也不能因為要維護它的基本成果而沒有魄力去糾正錯誤。必須看清這樣一個事實：毛澤東是和中國共産黨的歷史、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緊密聯絡在一起的。全盤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也就全盤否定了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現在國外有些人就是整個否定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國內也不是沒有這種思潮的影響，而且有些人不光否定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也否定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不光否定中國共産黨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歷史，也否定中國國民黨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歷史，這也是毫不足怪的。因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本來就是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的繼承和推進。有一次我參加一個座談會，一位年輕人説，中國搞現代化，最有希望的時候是慈禧太后、袁世凱那個時候，壞就壞在辛亥革命把中國搞亂了。我聽了，真是大吃一驚。

　　訪問人：他們認為洋務派是對的。

　　龔育之：對洋務派的歷史評價，也許還有需要討論的地方，過去可能有評價不足的方面。但是，認為只有慈禧太后加袁世凱，中國才能搞成現代化，這真是匪夷所思！否定革命在歷史上的作用，這是一股世界性的思潮。他們認為革俞不好，革命只能造成動亂，動亂只能造成破壞，他們不了解革命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的不可避免性，不承認革命為歷史進步打開閘門的偉大推動力。中國共産黨作為革命政黨，當然拒絕這種歷史觀點和政治觀點；了解近代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尊重近代中國人民的革命選擇的人們，也當然拒絕這種歷史觀點和政治觀點。而要肯定，要堅持中國人民革命的基本成果，就必須肯定作為中國人民革命領袖的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肯定和堅持為中國革命實踐證明為科學真理的革命理論毛澤東思想。

　　1983年《鄧小平文選》（一九六五——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時候，我給《人民日報》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其中寫道：“在如何對待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我們黨的政治勇氣和領導能力經受了最嚴峻的考驗。”在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經過“文革”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還在堅持兩個“凡是”的情況下，小平同志毅然出來説，兩個“凡是”不合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而且是重大錯誤，這表現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氣。在糾正這種錯誤的時候，出現了懷疑和否定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思潮，小平同志又站出來，“力排眾議”（“力排眾議”這個詞我沒有寫進文章中去），要求全黨必須旗幟鮮明地肯定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所謂“力排眾議”這個“眾”，當然不是“大眾”，不是廣大人民群眾，也不是黨員的大多數。黨內的大多數和人民的大多數是贊成小平同志這種主張的，這種主張並不孤立。但是，也的確是“眾”，是“小眾”，因為當時確實有相當一些人不贊成，或不想贊成、不全贊成，並不只是個別人的無足輕重的意見。所以要“力排”。“力排”這樣的“眾議”，也表現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氣。這兩個方面的政治勇氣是在巨大的歷史轉折的環境中顯示出來的。由於小平同志在這兩個方面的政治勇氣，使我們黨在這樣巨大的歷史轉折中轉得比較順當，比較平穩，比較健康。沒有第一條，就無所謂歷史轉折，或許還是在原路上徘徊，沒有第二條，轉折就可能轉不好，轉成混亂。那些完全離開革命軌道的東西就會氾濫起來。這兩方面又都面對一種相當強烈的潮流，都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需要有革命家的氣魄和膽略掌握住歷史的舵輪。在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我們的確感覺到了掌舵是什麼意思。

　　訪問人:這就是偉人的魅力，尋常人做不到的。

　　龔育之：而且還要説出道理。魅力、威信，加上道理，道理就是理論。小平同志處在有影響的地位，又有這樣的魄力和魅力，又講出了一番道理，同全黨一起討論，集中全黨智慧，不僅破除了“兩個凡是”的禁錮，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而且對毛澤東思想加以科學的解釋，對歷史是非作出科學的判斷，對今後的道路作出科學的規劃。這就是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歷史背景。

　　訪問人：《歷史決議》是在鄧小平領導下制定和通過的，集中了我們全黨的智慧，但有種觀點認為，《歷史決議》是一時需要的産物，政治妥協的産物。這個問題您是怎麼看的？

　　龔育之：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我認為這個決議是科學研究的産物，是全黨討論、民主集中的産物。當然不是説這個歷史決議對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的科學認識已經達到絕對完善，不需要也不能夠發展了，那樣的東西是沒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我的確認為這個決議是認真的，是根據事實努力用科學態度來對待歷史問題的，決不是簡單的一時的需要和政治妥協的産物。我認為，宣傳這種觀點就為兩種思潮開了門。一種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在這種思潮下，把歷史決議説成是一時需要和政治妥協的産物，就是為了動搖這個決議，以便全盤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成果。另一種是“左”的思潮，認為作決議時的那種情況，困難甚多，積怨甚多，所以著重講錯誤，光注意“病理解剖”，結果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説重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也説重了，現在看來否定過多，主張要恢復。恢復什麼呢？説到底，就是想恢復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東西。這兩種思潮來自不同的方向，卻走到一個共同點，即認為《歷史決議》不是科學認識的産物。因此都想動搖決議。

　　訪問人：這就是您在馬鞍山會議（第五次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討論會）上提出要維護《歷史決議》的權威性的由來吧？

　　龔育之：我認為，講《歷史決議》的權威性包括兩條，一條是組織權威，一條是科學權威，這兩種權威相結合，才是最大的權威。光講組織權威是不夠的。因為我們的黨是追求和服從科學真理的黨，黨的每個決議都具有組織權威，決議通過以後，如果發現有不妥當的地方，不合乎科學真理的地方終歸還是要加以改正。

　　訪問人：改正也要通過一定的組織程序。

　　龔育之：對，組織權威就包含這個意思。組織權威並不能保證黨的決議必定是科學的、正確的。但是，黨的決議所確定的觀點，即使錯了，或者你認為它錯了，也得通過一定的組織程序，由黨組織作出新的決議，才能改變。不通過組織程序，隨便講一通違背黨的決議的觀點，就破壞了紀律，破壞了組織權威。當然，歸根到底，組織權威應該是由科學權威來支持的權威。如果沒有科學權威的支持，不合乎科學真理，組織權威終歸站不住腳，組織決議終究要改變。而《歷史決議》，我認為是被實踐證明為正確的決議，是有科學權威支持的組織權威，有組織權威支持的科學權威。動搖這個決議，既違背組織紀律，又違背科學真理。

　　訪問人：前不久我們訪問金春明教授，他在談到這個問題時，特別提到您的這個觀點。

　　龔育之：當時為什麼非作歷史決議不可？就是需要對“文化人革命”的歷史是非作結論嘛。要把“文革”在根本上是錯誤的這個結論，判斷下來，確定下來，在黨內取得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兩個凡是”首先和主要的是三件事：一個天安門事件，一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文化大革命”，宣佈這三件事情不能動，因為都是毛主席定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批評了“兩個凡是”，把頭兩件事情解決了，但第三件事情，“文革”的是非，當時還擱著，沒有解決。後來作《歷史決定》解決了第三件事情，明確指出了“文革”在實踐和理論上的根本錯誤，分析了導致“文革”的“左”的錯誤的由來和發展。這樣，可以説基本問題都解決了。剩下一些比較次要的，沒有那麼大的全國影響的問題，比如説電影《武訓傳》批判這樣的問題，可以通過別的途徑和方式去解決。

　　所以，“歷史決議，一是撥亂，就是明確判斷和徹底糾正“文革”的錯誤：一是反正，就是在糾正錯誤的同時，肯定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最基本的實踐成果和理論成果，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歷史決議》通過後，黨中央宣佈：黨的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任務，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