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龔育之：兩場革命兩次飛躍兩大理論成果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5日 19:09

　　龔育之　籍貫湖南長沙，1929 年生於湘潭。曾任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現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協常委、中央文獻研究室兼任研究員、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黨的文獻編輯工作和毛澤東思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工作。主持編著《〈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出版的著作有《在歷史的轉折中》、《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思想解放的新起點》、《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新起點》、《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下——讀鄧小平著作的筆記》等。

　　訪問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小平同志的帶領下，努力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論，這套新的理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所開創的理論之間是什麼關係？請就您的研究和體會給我們談一談。

　　龔育之：我們現在講中國共産黨歷史、講黨所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史，通常都是把它劃分為兩大段，一個是民主革命時期，一個是社會主義時期。民主革命時期又分為五小段：五四運動和黨的成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社會主義時期又分為四小段：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文革”結束以後的新時期。《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就是按這個劃分來寫的，相應地寫了九章。

　　在這本書寫作過程中，胡繩同志同我們一起議論，提出過這樣一種意見，即在黨的歷史時期的劃分上，應該更加突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就是説，如果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可以考慮把黨的整個歷史劃分為三大時期，黨史教科書分為兩篇：第一篇為民主革命篇，寫黨領導人民開展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其間經歷兩次大的曲折，遵義會議以後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最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偉大勝利而告結束。第二篇為社會主義前篇，寫建國以後黨領導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重人成就，中間又經歷兩次大的曲折，最後以粉碎“人幫’、終止“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而告結束，第三篇為社會主義新篇，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到什麼時候結束？現在還很難説。也許是到本世紀末；也許要到下世紀20年代建黨100週年的時候。小平同志今年初在南巡談話中説：“恐怕要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也許要到下世紀中葉建國100週年的時候，那時，我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比較發達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偉大國家。

　　訪問人：這就是説，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歷史時期，是一個全新的、很重要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龔育之：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應當被看作黨史上一個大階段、一個新時期的開始，而不只是建國以後這個大階段裏的第四個小階段。《七十年》一書還沒有分三篇來寫，但在後記中講了這個觀點。去年我在中國現代史學會在遵義召開的討論會上也講了這個觀點。

　　現在，我覺得還可以進一步考慮從“第二次革命”的觀點來觀察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小平同志曾經多次講過：“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他直接提出這個命題，是在1985年。從思路來説，還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裏已經明確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産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産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小平同志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其中也講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偉大的革命。”這次全會前夕，他在工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也講了：“這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産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産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産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于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可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開始，小平同志、我們黨中央，就從現代化和改革相統一的視角，提出了新的革命、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問題。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起點。

　　這樣，我們就可以從更高、更大的跨度上來概括我們黨71年的歷史：兩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了兩次偉大的革命，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兩次歷史性飛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我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國的第一次革命，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這次飛躍的理論成果，就是毛澤東思想，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我們開始了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即為了實現現代化而進行深刻的改革，在這個過程中開始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這次飛躍的理論成果，就是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

　　訪問人：這套理論現在還不好説完全成熟了吧？

　　龔育之：是的。但是，應當承認，這套理論已經開始形成。十三大報告的估價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提出一系列科學的理論觀點，“構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輪廓。”“輪廓”已經構成，這個估價是有份量、有分寸的。今年初小平同志的南巡談話，又進一步用新的觀點、新的發揮把這個理論提高到新的水平。

　　訪問人：“兩”代領導，“兩”場革命，“兩”次飛躍，“兩”大理論成果，這樣幾個“兩”，是不是從中國共産黨歷史的總體進程説明了毛澤東思想同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關係？

　　龔育之：還要進一步分析一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理論和實踐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是怎麼樣的呢？我強調要講三條，即糾正、繼承和發展。講一條不行，講兩條也不行，必須講三條。第一條是糾正，糾正毛澤東晚年理論和實踐的錯誤。

　　訪問人：您最近發表的《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在説到這個關係時，是先講繼承這一條。

　　龔育之：那也是一種寫法。那種寫法的目的，是強調我們黨領導的事業的連續性和繼承性。而從歷史轉折進程的實感來講，第一條當然是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因為這裡有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使我國人民遭到那麼大的傷害，黨和國家陷入困境和危難。從“文革”的錯誤中走出來，是進入新時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幫”，開始了歷史的轉折。但是，最初兩年，歷史轉折的進程遇到了困難。關鍵就在於有沒有勇氣、魄力和本領正視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處理好既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又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問題。為什麼會出現兩個“凡是”，出現“徘徊中前進”的兩年，歸根結底，就因為那時的中央領導人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缺乏扭轉和把握歷史舵輪的魄力和本領。你説他當時就不想解決一點問題？還是想的。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被抓的那些人還是放了嘛。但是要給由毛澤東定性的天安門事件平反，説它不是反革命的，而是革命的，那就沒有這個勇氣和魄力了。還有，在：“落實幹部政策”的題目下，解放幹部，多少改善一點被打擊的幹部的處境，還是可以做的，但是，碰到由毛澤東定案的大的問題，要作為冤假錯案來平反，就沒有這個勇氣和魄力了。在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看來，如果指出和糾正這些大的錯誤，毛澤東的旗子就丟了，刀子就丟了。就是説，在糾正錯誤和高舉旗子之間搞了個簡單化的對立——要高舉旗子就不能糾正錯誤，糾正錯誤就會丟掉旗子。

　　在這種情況下，小平同志作為一個無産階級革命家的膽識、魄力和本領就顯示出來了。小平同志敢於明確地指出和堅決地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並且強調只有糾正這些錯誤才能真正舉起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旗幟。當然，講錯誤，什麼時候講到什麼程度，這要看情況。一開始講毛澤東思想是個科學體系，片言只語，不代表毛澤東思想；後來才講“文革”的理論和實踐根本上是錯誤的，這就不只是片言只語的問題了。這裡既有認識的過程，也有引導的藝術，遵義會議糾正當時中央領導的錯誤，最初也只講軍事路線錯了，後來才逐漸指出王明的整個路線錯了。我這樣説，只是為了説明清理錯誤要有個過程，決不是把王明同毛澤東相比，王明根本不能同毛澤東相比，且不説王明後來的演變，在歷史上他也説不上有什麼功績。毛澤東就不同了，他對黨、對中國革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有那麼大的歷史功績，對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的結合有那麼大的創造，他的問題是在晚年發動“文革”，離開了他自己開創的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正確路線。所以，新時期要從糾正“文革”的錯誤開始，從“撥亂”開始。小平同志給“撥亂反正”下的定義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

　　第二條，就是繼承。“反正”就是繼承。撥亂，糾正錯誤，決不是全盤推翻過去，決不能否定已被實踐證明為正確的東西。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我們黨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第四項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被中國革命實踐證明為科學原理的毛澤東思想，包括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所積累的一切積極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須繼承和堅持。沒有這個繼承的關係，就否定和割斷了歷史，就會喪失我們的基本立足點，就會迷失前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