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但遵義會議之後，中央還是派人去國際彙報了，這是否説明我們黨還是沒有擺脫共産國際？

　　陸定一：不能僅看它的形式，要看到實質。我們的組織關係沒有變嘛，還是國際的一個支部。向上級彙報是要徵得它的支持（包括諒解）。1938年王稼祥從蘇聯回延安，帶回共産國際書記季米特洛夫同志給黨中央的口信，説：“中國黨在毛澤東朱德同志的領導下，路線是正確的。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同志。全黨應該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王明同志不要再玩花樣。”這樣，就把王明路線所以能夠存在的一個原因——共産國際的支持取消了。

　　訪問人：是否可以説遵義會議是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從幼年到成熟的標誌？

　　陸定一：不僅是可以説，而且是可以肯定地説，在這以前，黨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還是幼稚的，如同一個人的幼年，天真、朦朧，朝氣是有朝氣，不免常犯錯誤。在這以後，黨在革命的問題上是成熟了，如同一個人的成年時期，對認識和實踐的把握比較恰當。從1935年1月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15年，其間經歷了長征的勝利結束，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建成，抗日戰爭，反對頑固派的鬥爭，重慶談判，人民解放戰爭，到全國解放的勝利，這樣一個非常艱難曲折的過程。每一個關鍵時節，全黨都得到黨中央的及時的正確的指示，當然也是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指揮下，一步一步地走向勝利，這15年，黨內也不是沒有鬥爭，不是沒有錯誤東西的干擾的。主要有：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逃跑主義；王明在抗戰初期的右傾投降主義；土改中侵犯中農的錯誤以及延安整風中所謂的“搶救失足者”等等錯誤干擾。也正是因為我們的黨成熟了，能夠及時認識和排除這些干擾，走向勝利。

　　辯證唯物主義，把真理分為兩種：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認為“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所以，人類只能無限地接近它，而不能達到它。而“相對真理”則是人類能夠達到的，而且可以講得出來的，譬如中國革命的真理，是可以認識所能達到的。中國共産黨人就講出了中國革命的真理，而且用事實證明它的真理性。這個真理就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但是相對真理還不是絕對真理，只能趨於絕對真理，所以不可以把它全盤搬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相對真理又包含著絕對真理，我們今天可以照搬的，只有共産黨的領導和她的思想方法，調查研究，實事求是。

　　訪問人：我們黨在民主革命中有那麼豐富的經歷，經過多少成功與失敗的磨難，人們本來設想，在建設社會主義上可以少走一些彎路，可歷史實踐的結果，曲折仍然沒有避免，這是為什麼？

　　陸定一：懂不懂、會不會、堅持不堅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曾是革命時期黨是否成熟的分界線，我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有黨成熟不成熟的界限。1957年，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我國轉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曾説：“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7年；還需要積累經驗。對於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斗，取得了經驗，然後才有全國的勝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麼高的代價。代價總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時期所付的代價那麼高。”你看，毛澤東同志那時候是清醒的。那麼，為什麼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上，取得經驗的時間那麼長（21年，比14年還多），所花的代價那麼大（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呢？為什麼首倡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毛澤東同志，忘記了自己所倡導的思想，直到他身後才由十一屆三中全會來恢復呢？

　　搞清這些問題，我認為有這麼幾點：首先是由於全黨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經驗的獲得，歸根結底要靠自己的摸索和積累，別人的經驗再好也是在人家的環境中適用的，何況那些經驗我們黨較早就覺察到它的缺陷。在某種意義上説，我們黨犯錯誤是在摸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經驗中走了彎路，教訓極大。反過來，它又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反面經驗。再則，由於毛澤東同志驕傲了，自以為是了，聽不進反面意見了。他對斯諾的談話，竟主張需要個人崇拜。三則，因為他老了，人一老，就受到精力及觀察能力的限制，即使想做系統的週密的調查研究，也已經力不從心了。以上三個原因，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作了恰當分析，直到今天，我認為都是對的，很中肯的。

　　訪問人：是否還有另外的原因呢？您作為老一輩革命家，參與了黨和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又熟悉毛澤東的生平和實踐，能否談一談。

　　陸定一：我不揣冒昧，提供幾點供參考研究。舊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也是從那時起，多少志士仁人懷著振興中華的願望奮起抗爭。要振興中華，就要建設，或者説，要發展生産力，但是，要發展生産力，就須要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資本的統治，掃除發展生産力的障礙。在清朝，有個“洋務派”，想在清朝統治之下進行建設，失敗了。在北洋軍閥統治的時候，“實業救國”高唱入雲，又失敗了。在蔣介石統治之下，又有一批人對蔣介石抱有幻想，以為中國從此可以統一，因而可以建設了。這個幻想被國民黨新軍閥的不斷內戰，特別是被“九一八”的炮聲所毀滅。只有共産黨主張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才能建設。共産黨的主張是對的，已被事實所證明，但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一切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已經沒有了的時候，是不是還要革命呢? 還要革命的。《共産黨宣言》説，在工人階級專政建立起來之後，還要“不斷革命”。這個“不斷革命”，指的是隨著生産力的發展，要對與生産力發展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進行改革，這種改革是工人階級自覺的改革，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自覺地進行的。我們今天的改革就是這種情況。但是1957年反右以後，隨著對國際國內形勢的錯誤判斷，改變了八大對“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左傾思想逐步積累，升級為對各個領域進行“革命”。最後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怎樣一個“革命”呢？是主觀上臆造出一個“黨內資産階級”（或稱“走資派”），對它實行“一個階級打倒一個階級”的革命，這就違反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因為馬列主義認為資産階級是最後一個剝削階級，消滅了資産階級之後，雖然還有“不斷革命”，但是再沒有一個階級打倒一個階級的革命了。無産階級專政建立起來之後的“不斷革命”，用不著由“造反派”來進行，而是由工人階級自覺地進行的，這將是和平地經過合法手段進行的，而不是用急風暴雨、群眾鬥爭的方式進行的。在無産階級專政已經建立起來之後，“一個階級打倒一個階級的革命”，是無理的，“造反”是有罪的，“天下大亂”是不容許的。不顧無産階級專政已經建立起來這個事實，提倡“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天下大亂，越亂越好”等等，就與社會主義建設背道而馳，而且給林彪、江青這些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機。在這些口號之下，不能不付出非常大的代價，也不能不延長我們學會經濟建設的時間。

　　還有一點，就是個人崇拜和終身制。這是制度問題，而且是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政黨需要有領袖，沒有領袖是不行的。全黨還要尊重自己的領袖，不尊重自己的領袖，不僅黨沒有戰鬥力，終究會散的。但是不能搞個人崇拜。不管怎麼好的領袖，甚至像毛澤東這樣領導我國人民取得革命的偉大勝利的傑出領袖，對他的敬重是應當的，對他崇拜就不對，就要犯錯誤，甚至付出極大的代價。敬重和崇拜怎麼把握呢？這實在是個很難的問題，恐怕除了教育全黨提高思想覺悟，就是真正堅持民主集中制。這也同廢除終身制相關的。終身制也是不對的。學習馬列主義，調查研究中國的具體情況，這要付出極大的精力。年歲大了，要三天三夜不睡覺，要一次走路二百里，究竟是辦不到了，小平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看得很準，他提出了很多解決的辦法，令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