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陸定一：毛澤東和中國的過去與今天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5日 18:18

　　陸定一，1906年生，江蘇無錫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不久轉入中國共産黨。1934年參加紅軍長征，1942年任延安《解放日報》總編輯，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59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79年恢復工作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問。曾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八屆十中全會增選），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還擔任過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他的著述編有《陸定一文集》。

　　訪問人：陸老，明年，即1993年，是毛澤東同志一百週年誕辰，我們想請您談談您對毛澤東的認識。

　　陸定一：1983年毛澤東同志九十誕辰時，我曾寫文作為紀念，不覺一晃又10年了。這10年，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又取得了巨大成績，回首往事，感慨萬千，給你們談些什麼呢？還是從毛澤東和共産黨説起。

　　毛澤東同志是我們的領導者，他又是黨的一個黨員。要了解他的生平，需要了解我們的黨。我們的黨，像世界上一切存在的事物一樣，有她的幼年時期和成熟時期。革命時期，在革命中遇到的所有問題上，我們黨有一個從幼年到成熟的過程，這一點是容易懂得的，因為事情已經完成了，回顧一下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以為我們黨既然在革命問題上是個成熟的黨，到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也是成熟的黨了，不會再有一個由幼年到成熟的發展過程，或者這個過程不會像革命時期那樣曲折，可以迅速取得成績。這是幼稚的想法。雖然我們黨曾經試圖較早或較快地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照搬了一些過去在革命時期的經驗，如大搞群眾運動，以大抓階級鬥爭帶動生産等等，實踐證明那是錯誤的，走了許多彎路，給革命和建設帶來一些曲折。

　　這些曲折，歸根結底，是由於沒有認識到，雖然黨在革命問題上已經完成了由幼年到成熟的過程，但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還要重新經過由幼年到成熟的過程。

　　這是我們黨的發展的第二個過程。這個過程也要從頭來過。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幼年時期的黨還要經過勝利與失敗，然後才能成熟。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要犯些錯誤。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幼年的黨，只要是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黨，她的前程總是光明的，她不會衰敗下來，以自己的力量，克服幼年時期所犯的錯誤，取得教訓，馬克思主義使我們變為成熟的黨，走向新的勝利。這是由於我們黨有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訪問人：黨的第一個由幼年到成熟的發展過程，是不是就是十三大講的“第一次飛躍”？

　　陸定一：黨的十二大上提出的“第一個飛躍”，也是這次黨的十四大提出的第一次革命。無論用個什麼概念概括，實際上就是講的這個問題。第一次飛躍也好，第一次革命也好，無疑是和毛澤東同志聯絡在一起的。毛澤東和王明的教條主義分歧在哪呢？在實際經驗嗎？從實際經驗看，王明一夥當然不能和毛澤東比，毛澤東同志自始至終在軍隊裏，在蘇區，親身經歷過勝利與失敗，深深了解軍情與民情，他對中國國情的了解、他對中國傳統的參悟是如此深透。王明在這方面是無知的。在理論方面嗎？過去有一種傳聞，説王明會背馬列語錄，他只不過會背而已，藉以唬人。他背的那些教條，從概念到概念。“凡是馬恩列斯講的話必須遵守，凡是共産國際的指示必須照辦”，這是博古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寫的自我檢討中説的。你看，教條主義就是“兩個凡是”。博古做了這樣的檢討，説出他的心裏話，能認識到這一點，也就點出了王明路線的根源所在，他就變成了好同志。王明有功勞麼？沒有。王明有威信麼？也沒有，在王明的宗派中也有人認為他並不高明，這樣的人居然能登臺，是因為他對一個俄國人叫米夫的阿諛奉承，向他“告密”、誹謗和陷害許多中國同志，取得米夫的信任。米夫當了共産國際東方部部長，1931年初秘密來到中國，召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強迫“選”王明為政治局委員。這是料想不到的，出乎意外，突如其來的。但問題是這又是合法的，因為當時中國共産黨是共産國際的一個支部，紀律上要服從共産國際，這又是毛澤東同志和王明鬥爭所以時間那麼長，造成那麼大災難的原因所在。

　　直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我們黨獨立解決自己的問題，才能使中國共産黨從幼年走到成熟。“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清楚地劃了一道界限。它的意義相比後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王明路線統治了4年，革命眼看將被斷送，幹部中怨聲載道。遵義會議還是在“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內部起了分化的時候開的。他們之間分化了，於是會議上出現了一個多數，贊成毛澤東起來領導。要記得，即使廣大幹部不滿，但不到“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內部分化的時候，王明路線不會倒。

　　遵義會議沒有請示共産國際，也沒有向它報告，因為無線電聯絡已因電臺丟失而沒有了。如果不是這樣，共産國際出來干預，那結果可能不同。遵義會議是在“生死攸關”的時候開的。不是生，就是死，沒有中間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