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們的文藝既然是為人民大眾的，那麼，我們就可以進而討論一個黨內關係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

　　先説第一個問題。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産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産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説，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十。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反對這種擺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産階級的。”我們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過分強調到錯誤的程度，但也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于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和別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較起來，自然有輕重緩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連最廣義最普通的文學藝術也沒有，那革命運動就不能進行，就不能勝利。不認識這一點，是不對的。還有，我們所説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革命的思想鬥爭和藝術鬥爭，必須服從於政治的鬥爭，因為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群眾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群眾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産階級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資産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文藝的政治性和真實性才能夠完全一致。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産階級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對的。

　　再説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文藝服從於政治，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因此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和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情分子、小資産階級的文藝家到一切贊成抗日的資産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起來。其次，應該在民主一點上團結起來；在這一點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藝家就不贊成，因此團結的範圍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應該在文藝界的特殊問題——藝術方法藝術作風一點上團結起來；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贊成，這個團結的範圍會更小些。在一個問題上有團結，在另一個問題上就有鬥爭，有批評。各個問題是彼此分開而又聯絡著的，因而就在産生團結的問題比如抗日的問題上也同時有鬥爭，有批評。在一個統一戰線裏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只有鬥爭而無團結，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過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尾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錯誤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

　　在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各種力量裏面，小資産階級文藝家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力量。他們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比較地傾向於革命，比較地接近於勞動人民。因此，幫助他們克服缺點，爭取他們到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戰線上來，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

　　四

　　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應該發展，過去在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夠，同志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文藝批評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許多專門的研究。我這裡只著重談一個基本的批評標準問題。此外，對於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個別的問題和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也來略為説一説我的意見。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説，一切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這裡所説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為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有為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産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我們的文藝批評是不要宗派主義的，在團結抗日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的存在。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因為這些所謂文藝，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團結抗日的。按著藝術標準來説，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這種分別，當然也要看社會效果。文藝家幾乎沒有不以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以正確的批判，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為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標準，又是藝術標準，這兩者的關係怎麼樣呢？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的宇宙觀也並不等於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準，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産階級對於無産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成就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産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處於沒落時期的一切剝削階級的文藝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的政治內容和其藝術的形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鬥爭。

　　這兩種傾向，在我們的許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著的。許多同志有忽視藝術的傾向，因此應該注意藝術的提高。但是現在更成為問題的，我以為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糊塗觀念。讓我舉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産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産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産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説，卻説成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産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産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為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還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産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産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産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裏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階級使社會分化為許多對立體，階級消滅後，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是現在還沒有。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嗎？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這裡包含著許多糊塗觀念。文藝作品並不是從來都這樣。許多小資産階級作家並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為“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為主。他們也寫工作中的缺點，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並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的資産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群眾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聖，所謂光明和黑暗是顛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知識的見解。從來的文藝並不單在於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於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這些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而進行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文藝的最重要任務之一。但這不應該説是什麼“暴露人民”。對於人民，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反革命文藝家，才有所謂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眾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中國的反動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陜甘寧邊區和敵後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麼，“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説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説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産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産階級而歌頌資産階級；你是無産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産階級而歌頌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産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産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産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産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於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産階級，共産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事業並無熱情，對於無産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著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裏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産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關於動機和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産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採取的。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向前進，只是自以為是，説是“懂得”，其實並沒有懂得。

　　“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復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洞乾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它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破壞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那麼，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産階級的、小資産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産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産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