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還有兩種情形必須特別地提出來加以分析,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殘存的封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農民小資産者和資産階級的矛盾,無産階級和農民小資産者的矛盾,自由資産階級和壟斷資産階級的矛盾,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産階級的法西斯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為這個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呈現著複雜的情況。
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侯,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國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九零零年的義和團戰爭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形。 然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變化。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採取國內革命戰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則往往採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而不採取直接行動,顯出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銳性。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都有這種情形。還有半殖民地國家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內戰,例如在中國的軍閥戰爭,也屬於這一類。
當著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存在的時侯,帝國主義就往往採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圖維持其統治;或者分化革命陣線的內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國內反動派。這時,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眾則站在另一個極端,成為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十月革命後各資本主義國家援助俄國反動派,是武裝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的叛變,是分化革命陣線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樣,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只有一種主要的矛盾在起著領導的作用,是完全沒有疑義的。
由此可知,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侯,列寧和斯大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侯,也告訴了這種方法。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過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須把它們區別為主要的和次要的兩類,著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種矛盾之中,不論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無論什麼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侯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然而這種情形是不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於甲方,非主要方面則屬於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鬥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
我們常常説“新陳代謝”這句話。新陳代謝就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內部都有其新舊兩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侯,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社會已從舊的封建主義社會時代的附庸地位,轉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會的性質也就從封建主義的變為資本主義的。在新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封建勢力則由原來處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轉化為附庸的力量,隨著也就逐步地歸於消滅了,例如英法諸國就是如此。隨著生産力的發展,資産階級由新的起進步作用的階級,轉化為舊的起反動作用的階級,以至於最後被無産階級所推翻,而轉化為私有的生産資料被剝奪和失去的階級,這個階級也就要逐步歸於消滅了。人數比資産階級要多得多、並和資産階級同時生長、但被資産階級所統治著的無産階級,是一個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屬於資産階級的地位,逐步地壯大起來,成為獨立的和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階級,以至最後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這時,社會的性質,就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化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就是蘇聯已經走過和一切其他國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國的情形來説,帝國主義處在形成半殖民地這種矛盾的主要地位,壓迫中國人民,中國則由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會變化,在雙方鬥爭的局勢中,中國人民在無産階級領導之下所生長起來的力量必然會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國,而帝國主義則將被打倒,舊中國必然要變為新中國。
舊中國變為新中國,還包含著國內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人民勢力之間的情況的變化。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將被打倒,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這個階級也就會要逐步歸於消滅。人民則將在無産階級的領導之下,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為新的民主的社會。
這種互相轉化的事情,過去已有經驗。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國,曾在辛亥革命時期被打倒;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盟會,則曾經一度取得了勝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中,共産黨和國民黨聯合的南方革命勢力,曾經由弱小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稱雄一時的北洋軍閥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産黨領導的人民力量,受到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打擊,變得很小了;但因肅清了自己內部的機會主義,就又逐步地壯大起來。在共産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內,農民由被統治者轉化為統治者,地主則作了相反的轉化。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的。 革命鬥爭的某些時侯,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侯,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於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於順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後的情形,中國紅軍在長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現在的中日戰爭,中國又處在困難地位,但是我們能夠改變這種情況,使中日雙方的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順利也能轉化為困難,如果是革命黨人犯了錯誤的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勝利,變為失敗了。一九二七年以後在南方各省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敗了。
研究學問的時侯,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當著我們剛才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知或知之不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之間,互相矛盾著。然而,由於努力學習,可以由無知轉化為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為知之甚多,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盲目性改變為能夠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
有人覺得有些矛盾並不是這樣。例如,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矛盾,生産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並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産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産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革生産關係,生産力就不能發展的時侯,生産關係的變革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説“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的時侯,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侯,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侯,對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説,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過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兩種情形,也就是説不研究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體地懂得矛盾的情況,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正確的方法。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同時,這種具體的矛盾狀況,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對於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於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産黨人都應當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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