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集中兵力問題

　　集中兵力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於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為複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

　　無論處於怎樣複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失敗。

　　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裡最重要的，是保存並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

　　防禦戰本來容易陷入被動地位，防禦戰大不如進攻戰之能夠充分地發揮主動權。然而防禦戰是能夠在被動的形式中具有主動的內容的，是能夠由形式上的被動階段轉入形式上內容上的主動階段的。完全有計劃的戰略退卻，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內容上是保存軍力，待機破敵，是誘敵深入，準備反攻。只有不肯退卻，倉卒應戰（例如硝石戰鬥），表面上似乎在力爭主動，實際上是被動的。戰略反攻，則不但內容是主動的，形式上也放棄了退卻時的被動姿態。對於敵軍説來，反攻是我軍強迫它放棄主動權，同時即給以被動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達到這種目的，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改變敵我的形勢。第一，是為了改變進退的形勢。過去是敵進我退，現在是企圖達到我進敵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戰而勝，這個目的在本戰鬥就達到了，也給予影響于全戰役。

　　第二，是為了改變攻守的形勢。退卻到退卻終點，在防禦戰中基本上屬於消極階段，即“守”的階段。反攻則屬於積極階段，即“攻”的階段。雖然在整個戰略防禦中並沒有脫離防禦性質，然而反攻和退卻相較，不但形式上，而且內容上，是起了變化的東西。反攻是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之間的過渡的東西，帶著戰略進攻前夜的性質，集中兵力就為達此目的。

　　第三，是為了改變內外線的形勢。處於戰略上內線作戰的軍隊，特別是處於被“圍剿”環境的紅軍，蒙受著許多的不利。但我們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在戰役或戰鬥上，把它改變過來。將敵軍對我軍的一個大“圍剿”，改為我軍對敵軍的許多各別的小圍剿。將敵軍對我軍的戰略上的分進合擊，改為我軍對敵軍的戰役或戰鬥上的分進合擊。將敵軍對我軍的戰略上的優勢，改為我軍對敵軍的戰役或戰鬥上的優勢。將戰略上處於強者地位的敵軍，使之在戰役或戰鬥上處於弱者的地位。同時，將自己戰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變為戰役上或戰鬥上的強者的地位。這即是所謂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禦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強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從戰略防禦中爭取勝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著。

　　在中國紅軍的戰史中，這個問題常常成為重要的爭論問題。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實行開進和攻擊，幸而敵人（鄧英師）自己逃走了，我們的攻擊本身並沒有奏效。

　　從一九三二年開始，有所謂“全線出擊”的口號，要求從根據地的東西南北四面出擊。這不但在戰略防禦時不對，就是在戰略進攻時也是不對的。在整個敵我對比的形勢沒有根本改變的時候，無論戰略或戰術，都有防禦和進攻、鉗制和突擊的兩方面，事實上絕少所謂全線出擊。全線出擊的口號，是伴隨軍事冒險主義而來的軍事平均主義。

　　軍事平均主義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謂“兩個拳頭打人”的説法，把紅軍主力分割為二，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求勝。那時的結果是一個拳頭置於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而且沒有當時可能取得的最大勝利。照我的意見，在有強大敵軍存在的條件下，無論自己有多少軍隊，在一個時間內，主要的使用方向只應有一個，不應有兩個。我不反對作戰方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個時間內，只應有一個。中國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于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依賴於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無論哪一個大勝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略的説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實是如此。不是對戰役和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應如此。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寧都縣東韶地區打譚道源的作戰，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興國縣高興圩地區打十九路軍的作戰，一九三二年七月廣東南雄縣水口圩地區打陳濟棠的作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縣團村地區打陳誠的作戰，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如像水口圩和團村這一類的仗，本來一般算作勝仗，而且還算作大勝仗的（前者擊潰陳濟棠二十個團，後者擊潰陳誠十二個團〔51〕），然而我們歷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説它是敗仗。因為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在我們看來是很少意義的。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圍剿”時，發展到了極點。“六路分兵”，“全線抵禦”，以為可以制敵，結果為敵所制，原因在於懼怕喪失土地。集中主力於一個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鉗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損失。然而這是暫時的局部的損失，其代價是突擊方向取得了勝利。突擊方向勝利了，鉗制方向的損失就可以恢復了。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都使我們遭受了土地的損失，特別是在敵人第三次“圍剿”時江西紅軍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了，然而結果我們的土地不但都恢復了，而且還擴大了。

　　由於看不見根據地人民的力量，常常發生懼怕紅軍遠離根據地的錯誤心理。這種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紅軍遠出打福建的漳州時，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圍剿”戰役勝利後紅軍轉向福建進攻時，都曾發生過。前者懼怕整個根據地被佔，後者懼怕根據地的一部被佔，而反對集中兵力，主張分兵把守，結果都證明不對。在敵人看來，一方面根據地使他們畏進，一方面打到白區去的紅軍是他們的主要的危險物。敵軍的注意力總是向著主力紅軍所在地，拋開主力紅軍不顧而專向根據地，是很少這種事情的。在紅軍實行防禦時，敵人的注意力也還是集中于紅軍。縮小根據地的計劃是敵人整個計劃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紅軍集中主力消滅其一路，敵軍統帥部就不得不把他們的注意力和他們的軍力更大地向著紅軍。所以，敵人縮小根據地的計劃，也是能夠破壞的。

　　“堡壘主義的五次‘圍剿’時期我們不能集中作戰，只能分兵防禦從事短促突擊”，這種説法也是不對的。敵人三里五里一進、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壘主義作戰法，完全是紅軍自己的節節抗禦促成的。如果我軍在內線放棄節節抗禦的戰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時轉向敵人的內線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種。集中兵力的法則，正是戰勝堡壘主義的工具。

　　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並不包括放棄人民的遊擊戰爭在內。立三路線主張廢棄小的遊擊戰爭，“一枝槍也集中到紅軍中去”，早已證明是不對的了。人民的遊擊戰爭，從整個革命戰爭的觀點看來，和主力紅軍是互為左右手，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的遊擊戰爭，就像一個獨臂將軍。根據地的人民條件，具體地説來，特別是對於作戰説來，就是有武裝起來了的人民。敵人視為畏途，主要地也在這一點。

　　置紅軍的支隊于次要的作戰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證對於戰場作戰的絕對或相對優勢的原則上。對於強敵，或關繫緊要的戰場作戰，應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臨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仗，集中四萬人打張輝瓚的九千人。對於弱敵或不關緊要的戰場作戰，臨之以相對優勢的兵力也就夠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圍剿”的最後一戰，向建寧打七千人的劉和鼎師，紅軍只用了一萬多人。

　　也不是説每次都要優勢兵力。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用相對劣勢或絕對劣勢兵力出現于戰場。相對劣勢，例如某一區域僅僅有一支不大的紅軍（不是有兵而不集中），為著打破某一優勢敵人的進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條件能給我們以大的援助時，以遊擊隊或小支隊鉗制其正面及一翼，紅軍集中全力突然襲擊其另一翼的一部分，當然也是必要的，並且是可以勝利的。當我襲擊其一翼的一部分時，兵力的對比仍適用以優勢對劣勢、以多勝少的原則。絕對劣勢，例如遊擊隊襲擊白軍大隊伍，僅僅是襲擊其一小部分，同樣適用上述的原則。

　　集中大軍于一個戰場作戰，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給養、駐處等的説法，也應分別情形去看。這些限制，對於紅軍和白軍是有程度上的區別的，因為紅軍較之白軍能夠忍受更大的困難。

　　我們是以少勝多的——我們向整個中國統治者這樣説。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各個局部的敵人這樣説。這件事情已經不是什麼秘密，敵人一般地都摸熟我們的脾氣了。然而敵人不能取消我們的勝利，也不能避免他們的損失，因為何時何地我們這樣做，他們不曉得。這一點我們是保守秘密的。紅軍的作戰一般是奇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