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戰略反攻

　　戰勝絕對優勢敵人的進攻，依靠于在戰略退卻階段中所造成的、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比較敵人開始進攻時起了變化的形勢，而這種形勢是由各種條件造成的。這在前面已經説過了。

　　然而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和形勢的存在，還沒有使敵人失敗。這種條件和形勢，具備著決定勝敗的可能性，但還不是勝敗的現實性，還沒有實現兩軍的勝負。實現這個勝負，依靠兩軍的決戰。只有決戰，才能解決兩軍之間誰勝誰敗的問題。這就是戰略反攻階段的全任務。反攻是一個長過程，是防禦戰的最精彩最活躍的階段，也就是防禦戰的最後階段。所謂積極防禦，主要地就是指的這種帶決戰性的戰略的反攻。

　　條件和形勢，不僅僅在戰略退卻階段中造成，在反攻階段中繼續地造成著。這時的條件和形勢，不完全和前一階段中的條件和形勢屬於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質。

　　可以是屬於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質的，例如，此時敵軍的更加疲勞和減員，不過是前一階段中疲勞和減員的繼續。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條件和形勢出現。例如，敵軍打了一個或幾個敗仗，這時的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就不僅敵軍疲勞等等，而是增加了敵軍打敗仗這個新的條件了。形勢也起了新的變化。敵軍調動忙亂，舉措失當，兩軍優劣之勢，也就不同於前了。

　　假使一個到幾個敗仗不是屬於敵軍，而是屬於我軍，那末，條件和形勢的有利與否，也變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説，敵之不利減少，我之不利開始發生，以至擴大起來。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於前的東西。

　　無論何方失敗，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敗者方面的一種新的努力，就是企圖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脫出這種新出現的不利於我有利於敵的條件和形勢，而重新創造出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和形勢去壓迫對方。

　　勝利者方面的努力和這相反，力圖發展自己的勝利，給敵人更大的損害，務求增加或發展有利於我的條件和形勢，而務求不讓對方完成其脫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圖。

　　所以，不論在何方説來，決戰階段的鬥爭，是全戰爭或全戰役中最激烈、最複雜、最變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難、最艱苦的，在指揮上説來，是最不容易的時節。

　　反攻階段中，問題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問題、速決戰問題、殲滅戰問題等。

　　這些問題的原則，不論對於反攻説來，或對於進攻説來，在其基本性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反攻就是進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進攻。反攻原則，是在敵人進攻時應用的。進攻原則，是在敵人防禦時應用的。在這個意義上，又都有若干的區別了。

　　因為這個理由，雖然這裡把作戰的許多問題統統説在戰略防禦的反攻部門中，而在戰略進攻部門中只説些另外的問題，以避重復，但我們應用時，卻不可忽略其相同點，也不可忽略其差異點。

　　第五節　反攻開始問題

　　反攻開始問題，即所謂“初戰”或“序戰”問題。

　　許多資産階級軍事家都主張慎重初戰，不論在戰略防禦或戰略進攻皆然，而以防禦為尤甚。我們過去，也曾經嚴重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江西反對敵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圍剿”的作戰給了我們以豐富的經驗，研究一下這些經驗不是沒有益處的。

　　第一次“圍剿”時，敵人以約十萬人之眾，由北向南，從吉安、建寧之線，分八個縱隊向紅軍根據地進攻。當時的紅軍約四萬人，集中于江西省寧都縣的黃陂、小布地區。

　　當時的情況是：（一）“進剿”軍不過十萬人，且均非蔣之嫡系，總的形勢不十分嚴重。（二）敵軍羅霖師防衛吉安，隔在贛江之西。（三）敵軍公秉藩、張輝瓚、譚道源三師進佔吉安東南、寧都西北的富田、東固、龍岡、源頭一帶。張師主力在龍岡，譚師主力在源頭。富田、東固兩地因人民受AB團欺騙一時不信任紅軍，並和紅軍對立，不宜選作戰場。（四）敵軍劉和鼎師遠在福建白區的建寧，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敵軍毛炳文、許克祥兩師進至廣昌寧都之間的頭陂、洛口、東韶一帶。頭陂是白區，洛口是遊擊區，東韶有AB團，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許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張輝瓚、譚道源、公秉藩三師集中，不易決勝，不能最後解決問題。（六）張、譚兩師是“圍剿”主力軍，“圍剿”軍總司令江西主席魯滌平的嫡系部隊，張又是前線總指揮。消滅此兩師，“圍剿”就基本上打破了。兩師各約一萬四千人，張師又分置兩處，我一次打一個師是絕對優勢。（七）張、譚兩師主力所在的龍岡、源頭一帶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條件好，能蔭蔽接近。（八）龍岡有優良陣地。源頭不好打。如敵攻小布就我，則陣地亦好。（九）我在龍岡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龍岡西南數十里之興國，尚有一個千余人的獨立師，亦可迂迴于敵後。（一○）我軍實行中間突破，將敵人的陣線打開一缺口後，敵之東西諸縱隊便被分離為遠距之兩群。基於以上理由，我們的第一仗就決定打而且打著了張輝瓚的主力兩個旅和一個師部，連師長在內九千人全部俘獲，不漏一人一馬。一戰勝利，嚇得譚師向東韶跑，許師向頭陂跑。我軍又追擊譚師消滅它一半。五天內打兩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於是富田、東固、頭陂諸敵畏打紛紛撤退，第一次“圍剿”就結束了。

　　第二次“圍剿”時的情況是：（一）“進剿”軍二十萬人，何應欽為總司令，駐南昌。（二）和第一次“圍剿”時一樣，全部是蔣之非嫡系部隊。以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孫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朱紹良的第六路軍為最強或較強，其餘均較弱。（三）AB團肅清，根據地人民全部擁護紅軍。（四）王金鈺的第五路軍從北方新到，表示恐懼，其左翼郭華宗、郝夢齡兩師，大體相同。（五）我軍從富田打起，向東橫掃，可在閩贛交界之建寧、黎川、泰寧地區擴大根據地，徵集資材，便於打破下一次“圍剿”。若由東向西打去，則限于贛江，戰局結束後無發展餘地。若打完再東轉，又勞師費時。（六）我軍人數較上次戰役時雖略減（三萬餘），然有四個月的養精蓄銳。基於以上理由，乃決找富田地區的王金鈺、公秉藩（共十一個團）打第一仗。勝利後，接著打郭、打孫、打朱、打劉（47）。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個仗，繳槍二萬餘，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圍剿”。當打王金鈺時，處於蔡廷鍇、郭華宗兩敵之間，距郭十余裏，距蔡四十余裏，有人謂我們“鑽牛角”，但終究鑽通了。主要因為根據地條件，再加敵軍各部之不統一。郭師敗後，郝師星夜逃回永豐，得免於難。

　　第三次“圍剿”時的情況是：（一）蔣介石親身出馬任總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總司令。中路何應欽，與蔣同駐南昌；右路陳銘樞，駐吉安；左路朱紹良，駐南豐（48）。（二）“進剿”軍三十萬人。主力軍是蔣嫡系之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等五個師，每師九團，共約十萬人。次是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三師（49），四萬人。次是孫連仲軍，二萬人。余均非蔣嫡系，較弱。（三）“進剿”戰略是“長驅直入”，大不同於第二次“圍剿”之“步步為營”，企圖壓迫紅軍于贛江而消滅之。（四）第二次“圍剿”結束至第三次“圍剿”開始，為時僅一個月。紅軍苦戰後未休息，也未補充（三萬人左右），又繞道千里回到贛南根據地西部之興國集中，時敵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況下，我們決定的第一個方針，是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之後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但我軍向富田開進之際，被敵發覺，陳誠、羅卓英兩師趕至。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部之高興圩，此時僅剩此一個圩場及其附近地區幾十個方裏容許我軍集中。集中一天后，乃決計向東面興國縣東部之蓮塘、永豐縣南部之良村、寧都縣北部之黃陂方向突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師和蔣、蔡、韓軍間之四十華里空隙地帶，轉到蓮塘。第二天和上官雲相軍（上官指揮他自己的一個師及郝夢齡師）前哨接觸。第三天打上官師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夢齡師為第二仗，爾後以三天行程到黃陂打毛炳文師為第三仗。三戰皆勝，繳槍逾萬（50）。此時所有向西向南之敵軍主力，皆轉旗向東，集中視線于黃陂，猛力並進，找我作戰，取密集的大包圍姿勢接近了我軍。我軍乃于蔣、蔡、韓軍和陳、羅軍之間一個二十華里間隙的大山中偷越過去，由東面回到西面之興國境內集中。及至敵發覺再向西進時，我已休息了半個月，敵則饑疲沮喪，無能為力，下決心退卻了。我又乘其退卻打了蔣光鼐、蔡廷鍇、蔣鼎文、韓德勤，消滅蔣鼎文一個旅、韓德勤一個師。對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則打成對峙，讓其逃去了。

　　第四次“圍剿”時的情況是：敵分三路向廣昌進，主力在東路，西路兩師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黃南部地區，一舉消滅李明、陳時驥兩個師。敵從左路分出兩個師配合中路再進，我又得消滅其一個師于宜黃南部地區。兩役繳槍萬餘，這個“圍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圍剿”，敵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前進，首先佔領了黎川。我卻企圖恢復黎川，禦敵于根據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之硝石。一戰不勝，又打其東南之資溪橋，也是敵之鞏固陣地和白區，又不勝。爾後輾轉尋戰于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終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後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圍剿”時期我軍作戰的經驗，證明處在防禦地位的紅軍，欲打破強大的“進剿”軍，反攻的第一個戰鬥，關係非常之大。第一個戰鬥的勝敗給予極大的影響于全局，乃至一直影響到最後的一個戰鬥。因此得出下述的結論：

　　第一，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等條件，都利於我，不利於敵，確有把握而後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率爾應戰。第一次反“圍剿”時先想打譚道源，僅因敵不脫離源頭那個居高臨下的陣地，我軍兩度開進，卻兩度忍耐撤回，過了幾天找到了好打的張輝瓚。第二次反“圍剿”時，我軍開進到東固，僅因等待王金鈺脫離其富田鞏固陣地，寧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險，拒絕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議，迫敵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終於達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圍剿”雖是那樣急風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師，又被敵人發覺了我們迂迴其側後的計劃，但我們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間突破，終於在蓮塘打著第一個好仗。第四次反“圍剿”時攻南豐不克，毅然採取了退卻步驟，終於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宜黃南部的大勝仗。只有第五次反“圍剿”時全不知初戰關係之大，震驚于黎川一城之失，從挽救的企圖出發，北上就敵，于洵口不預期遭遇戰勝利（消滅敵一個師）之後，卻不把此戰看作第一戰，不看此戰所必然引起的變化，而貿然進攻不可必勝的硝石。開腳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真是最蠢最壞的打法。

　　第二，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這就是説，即使初戰打了一個勝仗，若這個仗不但不于全戰役有利，反而有害時，則這個仗雖勝也只算敗了（例如第五次“圍剿”時的洵口戰鬥）。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後一仗大體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勝了，敵軍全局將起如何變化，假若敗了，又將起如何變化。雖結果不見得乃至決不會盡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據雙方全局，仔細地切實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

　　第三，還要想到下一戰略階段的文章。若只顧反攻，不顧反攻勝利後，或萬一反攻失敗後，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盡得戰略指導者的責任。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後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儘管往後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那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導方式，對於政治是不利的，對於戰爭也是不利的。走一步應該看那一步的具體變化，據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戰略戰役計劃，不這樣做，就會弄出冒險直衝的錯誤。然而貫通全戰略階段乃至幾個戰略階段的、大體上想通了的、一個長時期的方針，是決不可少的。不這樣做，就會弄出遲疑坐困的錯誤，實際上適合了敵人的戰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動地位。須知敵人的統帥部，是具有某種戰略眼光的。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得高人一等，才有戰略勝利的可能。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張國燾路線的戰略指導之所以錯誤，主要地就在於沒有作到這一點。總之，退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反攻階段，反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進攻階段，進攻階段時又須計算到退卻階段。沒有這種計算，束縛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敗之道。

　　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這是反攻開始，即打第一仗時，不可忘記的三個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