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戰略防禦

　　這個題目中，我想説明下列各問題：（一）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二）反“圍剿”的準備；（三）戰略退卻；（四）戰略反攻；（五）反攻開始問題；（六）集中兵力問題；（七）運動戰；（八）速決戰；（九）殲滅戰。

　　第一節　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

　　為什麼從防禦説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線失敗後，革命成了極深刻極殘酷的階級戰爭。敵人是全國的統治者，我們只有一點小部隊，因此，我們一開始就是和敵人的“圍剿”奮鬥。我們的進攻是密切地聯絡于打破“圍剿”的，我們發展的命運全看我們能不能打破“圍剿”。打破“圍剿”的過程往往是迂迴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首先而且嚴重的問題，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機破敵。所以，戰略防禦問題成為紅軍作戰中最複雜和最重要的問題。

　　在我們的十年戰爭中，對於戰略防禦問題，常常發生兩種偏向，一種是輕視敵人，又一種是為敵人所嚇倒。

　　由於輕視敵人，許多遊擊隊失敗了，紅軍對若干次敵人的“圍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遊擊隊初起，領導者對於敵我形勢往往看得不正確。他們看見自己在一個地方用突然的武裝起義勝利了，或從白軍中嘩變出來了，一時的環境很順利，或者雖有嚴重的環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輕視敵人。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弱點（沒有經驗，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敵強我弱，原是客觀地存在的現象，可是人們不願意想一想，一味只講進攻，不講防禦和退卻，在精神上解除了防禦的武裝，因而把行動引到錯誤的方向。許多遊擊隊因此失敗了。

　　紅軍因為和這同樣的原因不能打破“圍剿”的例子，則有一九二八年廣東海陸豐區域的紅軍的失敗（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邊區的紅軍，在所謂國民黨偏師説的指導之下，使得反對第四次“圍剿”喪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實。

　　為敵人嚇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輕敵者相反，人們太看重了敵人，太看輕了自己，因而採取了非必要的退卻方針，精神上同樣地解除了防禦的武裝。其結果或者是遊擊隊失敗，或者是紅軍的某些戰役失敗，或者是根據地喪失。

　　喪失根據地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喪失了江西中央根據地。這裡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産生的。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後方打去的進攻，也不敢大膽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喪失了整個根據地，使紅軍做了一萬二千多公里的長征。然而這種錯誤，往往有一種“左”傾輕敵的錯誤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進攻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主義，正是後來在對付敵人第五次“圍剿”中採取消極防禦路線的根源。

　　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25），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産。

　　積極防禦，又叫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消極防禦，又叫專守防禦，又叫單純防禦。消極防禦實際上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禦。據我所知，任何一本有價值的軍事書，任何一個比較聰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戰略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禦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禦當法寶。然而世上偏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的事。這是戰爭中的過失，是保守主義在軍事上的表現，我們應該堅決地反對它。

　　後起而且發展得很快的帝國主義國家，即德日兩國的軍事家中，積極地鼓吹戰略進攻的利益，反對戰略防禦。這種思想，是根本不合於中國革命戰爭的。德日帝國主義的軍事家們指出防禦的一個重要的弱點是不能振奮人心，反而使人心動搖。這是説的階級矛盾劇烈，而戰爭的利益僅僅屬於反動的統治階層乃至反動的當權政派的那種國家。我們的情況不同。在保衛革命根據地和保衛中國的口號下，我們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人民萬眾一心地作戰，因為我們是被壓迫者和被侵略者。蘇聯內戰時期的紅軍也是在防禦形式之下戰勝敵人的。他們的戰爭不但在帝國主義各國組織白黨進攻時，是在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的，就是在十月起義的準備時期，也是在保衛首都的口號下進行軍事動員的。一切正義戰爭的防禦戰，不但有麻痹政治上異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動員落後的人民群眾加入到戰爭中來。

　　馬克思説的武裝起義之後一刻也不應該停止進攻（26），這是説乘敵不備而突然起義的群眾，應該不讓反動的統治者有保守政權或恢復政權的機會，趁此一瞬間把國內反動的統治勢力打個措手不及，而不要滿足於已得的勝利，輕視敵人，放鬆對於敵人的進攻，或者畏縮不前，坐失消滅敵人的時機，招致革命的失敗。這是正確的。然而不是説，敵我雙方已在軍事對抗中，而且敵人是優勢，當受敵人壓迫時，革命黨人也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如果這樣想，那就是第一號的傻子。

　　我們過去的戰爭，整個地説來是向國民黨進攻，然而在軍事上採取了打破“圍剿”的形式。

　　在軍事上説來，我們的戰爭是防禦和進攻的交替的應用。對於我們，説進攻是在防禦之後，或説進攻是在防禦之前都是可以的，因為關鍵在於打破“圍剿”。“圍剿”沒有打破以前是防禦，“圍剿”一經打破就開始了進攻，僅僅是一件事情的兩個階段，而敵人的一次“圍剿”和它的又一次“圍剿”是銜接著的。這兩個階段中，防禦的階段比進攻的階段更為複雜，更為重要。這個階段包含著怎樣打破“圍剿”的許多問題。基本的原則是承認積極防禦，反對消極防禦。

　　從國內戰爭説，假如紅軍的力量超過了敵人時，那末，一般地就用不著戰略防禦了。那時的方針只是戰略的進攻。這種改變，依靠于敵我力量的總的變動。到了那時，剩下的防禦手段，只是局部的東西了。

　　第二節　反“圍剿”的準備

　　對於敵人的一次有計劃的“圍剿”，如果我們沒有必要的和充分的準備，必然陷入被動地位。臨時倉卒應戰，勝利的把握是沒有的。因此，在和敵人準備“圍剿”同時，進行我們的反“圍剿”的準備，實有完全的必要。我們隊伍中曾經發生過的反對準備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

　　這裡有一個困難問題，容易發生爭論。就是，何時結束自己的進攻，轉入反“圍剿”的準備階段呢？因為當自己處在勝利的進攻中，敵人處在防禦地位時，敵人的“圍剿”準備是在秘密地進行的，我們難於知道他們將在何時開始進攻。我們準備反“圍剿”的工作開始早了，不免減少進攻的利益，而且有時會給予紅軍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響。因為準備階段中的主要步驟，就是軍事上的準備退卻，和為著準備退卻的政治上的動員。有時準備過早，會變為等待敵人；等了好久而敵人未來，不得不重新發動自己的進攻。有時我們的重新進攻剛在開始，又恰好遇到了敵人進攻的開始，把自己處在困難地位。所以開始準備的時機的選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斷定這種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係著眼。為著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面蒐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地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誇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內部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對自己方面，不可誇大過去勝利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足夠地估計到過去勝利的影響。

　　但是開始準備的時機問題，一般地説來，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因為後者的損失較之前者為小，而其利益，則是有備無患，根本上立於不敗之地。

　　準備階段中的主要的問題，是紅軍的準備退卻，政治動員，徵集新兵，財政和糧食的準備，政治異己分子的處置等。

　　所謂紅軍的準備退卻，就是説不要使紅軍向著不利於退卻的方向，不要進攻得太遠了，不要使紅軍過於疲勞。這是在敵人大舉進攻的前夜主力紅軍的必要的處置。這時紅軍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創造戰場，徵集資材，擴大自己和訓練自己的計劃上。

　　政治動員是反“圍剿”鬥爭中第一個重要問題。這即是説，明確、堅決而充分地告訴紅軍人員和根據地的人民，關於敵人進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敵人進攻危害人民的嚴重性，同時，關於敵人的弱點，紅軍的優良條件，我們一定要勝利的志願，我們工作的方向等。號召紅軍和人民全體為反對“圍剿”、保衛根據地而鬥爭。除開軍事秘密外，政治動員是必須公開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個可能擁護革命利益的人員。重要的關節是説服幹部。

　　徵集新兵須從兩方面出發：一方面顧到人民的政治覺悟程度和人口情況；又一方面顧到當時紅軍的情況和整個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消耗的可能限度。

　　財政和糧食問題，不待説對於反對“圍剿”是有重大意義的。要顧及“圍剿”時間的可能延長。應當計算，主要的是紅軍，再則革命根據地的人民，在整個反“圍剿”鬥爭中物資需要的最低限度。

　　對待政治異己分子，不可對他們不警戒；但也不可過於恐懼他們的叛變，而採取過分的警戒手段。對地主、商人、富農之間是應該有分別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們説明，爭取他們中立，並且組織民眾監視他們。只有對極少數最帶危險性的分子，才可以採用嚴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圍剿”鬥爭勝利的程度，是和準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聯絡著的。由輕敵而發生的對於準備的放鬆，和由被敵人進攻所嚇倒而發生的驚惶失措，都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不良傾向。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