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圍剿”和反“圍剿”——中國內戰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來，從遊擊戰爭開始的一天起，任何一個獨立的紅色遊擊隊或紅軍的周圍，任何一個革命根據地的周圍，經常遇到的是敵人的“圍剿”。敵人把紅軍看作異物，一齣現就想把它捕獲。敵人總是跟著紅軍，而且總是把它圍起來。這種形式，過去十年是沒有變化的，如果沒有民族戰爭代替國內戰爭，那末，直到敵人變成弱小者、紅軍變成強大者那一天為止，這種形式也是不會變化的。

　　紅軍的活動，採取了反“圍剿”的形式。所謂勝利，主要地是説反“圍剿”的勝利，這就是戰略和戰役的勝利。反對一次“圍剿”是一個戰役，常常由大小數個以至數十個戰鬥組織而成。在一次“圍剿”沒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許多戰鬥的勝利，還不能説戰略上或整個戰役上已經勝利了。十年的紅軍戰爭史，就是一部反“圍剿”史。

　　敵人的“圍剿”和紅軍的反“圍剿”，互相採用進攻和防禦這兩種戰鬥的形式，這是和古今中外的戰爭沒有兩樣的。然而中國內戰的特點，則在二者的長期的反復。在一次“圍剿”中，敵人以進攻反對紅軍的防禦，紅軍以防禦反對敵人的進攻，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一個階段。敵人以防禦反對紅軍的進攻，紅軍以進攻反對敵人的防禦，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二個階段。任何的“圍剿”，都是包括這兩個階段的，而且是長期地反復的。

　　説長期反復，是説戰爭和戰鬥形式的反復。這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圍剿”和反“圍剿”，是戰爭形式的反復。敵以進攻對我防禦、我以防禦對敵進攻的第一階段，和敵以防禦對我進攻、我以進攻對敵防禦的第二階段，是每一次“圍剿”中戰鬥形式的反復。

　　至於戰爭和戰鬥的內容，則不是簡單地反復的，而是每次不同的。這也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這裡的規律，是“圍剿”和反“圍剿”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情況一次比一次複雜，戰鬥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沒有起落的。第五次“圍剿”之後，因為紅軍極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據地全部喪失，紅軍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樣處在威脅國內敵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圍剿”的規模、情況和戰鬥，就比較小些，簡單些，緩和些了。

　　紅軍的失敗是什麼呢？在戰略上説，只有反“圍剿”根本沒有成功，才叫做失敗，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暫時的失敗。因為國內戰爭的根本的失敗，就是整個紅軍的覆滅，然而這樣的事實是沒有的。廣大根據地的喪失和紅軍的轉移，這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失敗，不是永遠的和全部的失敗，雖然這個局部是包括了黨和軍隊和根據地的百分之九十。這種事實，我們把它叫做防禦的繼續，而把敵人的追擊叫做進攻的繼續。這就是説，在“圍剿”和反“圍剿”的鬥爭中，我們沒有由防禦轉到進攻，反而被敵人的進攻打破了我們的防禦，我們的防禦就變成了退卻，敵人的進攻就變成了追擊。然而等到紅軍到達一個新的地區時，例如我們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陜西，“圍剿”的反復又出現了。所以我們説，紅軍的戰略退卻（長征）是紅軍的戰略防禦的繼續，敵人的戰略追擊是敵人的戰略進攻的繼續。

　　中國國內戰爭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戰爭一樣，基本的戰鬥形式只有攻防兩種。中國內戰的特點，是“圍剿”和反“圍剿”的長期地反復和攻防兩種戰鬥形式的長期地反復，並且包括著一次一萬多公里的偉大的戰略轉移（長征）⒃這樣一種東西在裏面。

　　所謂敵人的失敗，也是如此。他們的戰略失敗，就是他們的“圍剿”被我們打破，我們的防禦變成了進攻，敵人轉到防禦地位，必須重新組織才有再一次的“圍剿”。敵人沒有如同我們所謂一萬多公里的戰略轉移的那種情形，這是因為他們是全國性的統治者，他們比我們強大得多的緣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過的。若干根據地中被紅軍圍攻的白色據點內的敵人突圍而出，退卻到白區裏去重新組織進攻，這樣的事是發生過的。如果內戰延長，紅軍勝利的範圍更廣大時，這種事情會多起來。但是他們的結果不能和紅軍相比，因為他們沒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間又不一致。他們如果也學紅軍的長途轉移，那是一定會被消滅的。

　　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線時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國內戰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國內戰發展中“圍剿”又“圍剿”、打破又打破的這種長期反復的規律（那時已有湘贛邊界的三次“圍剿”⒄，福建的兩次“圍剿”⒅等），因此在紅軍還幼小的時代就命令紅軍去打武漢，命令全國舉行武裝起義，企圖使全國革命迅速勝利。這就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也不相信“圍剿”反復這一規律。在鄂豫皖邊區根據地則有所謂“偏師”⒆説，那裏的一些領導同志認為第三次“圍剿”⒇失敗後的國民黨不過是偏師了，要進攻紅軍，就得由帝國主義親身出馬擔當主力軍。在這個估計之下的戰略方針，就是紅軍打武漢。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號召紅軍打南昌，反對進行使各根據地聯成一片的工作，反對誘敵深入的作戰，把一省勝利放在奪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點上，以及認為“反對五次‘圍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等等，是在原則上一致的。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種下了鄂豫皖邊區反對第四次“圍剿”（21）、江西中央區反對第五次“圍剿”鬥爭中的錯誤路線的根苗，使紅軍在敵人的嚴重的“圍剿”面前不得不處於無能的地位，給了中國革命以很大的損失。

　　跟否認“圍剿”反復的“左”傾機會主義直接聯絡，而説紅軍根本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的一種意見，也是完全不正確的。

　　革命和革命戰爭是進攻的——這種説法當然有它的正確性。革命和革命戰爭從發生到發展，從小到大，從沒有政權到奪取政權，從沒有紅軍到創造紅軍，從沒有革命根據地到創造革命根據地，總是要進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是應該反對的。

　　革命和革命戰爭是進攻的，但是也有防禦和後退——這種説法才是完全正確的。為了進攻而防禦，為了前進而後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是許多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現象，何況軍事運動。

　　上述兩個論斷中的前一論斷，在政治上説來可以是對的，移到軍事上就不對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種情況説來（革命前進時）是對的，移到另一種情況（革命退卻時：全部退卻，例如俄國在一九○六年（22）、中國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卻，例如俄國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條約（23）時）也就不對了。只有後一論斷，才是全部地正確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機械地反對使用軍事防禦的手段，不過是一種非常幼稚的思想。

　　“圍剿”反復的形式何時結束？據我看來，如果內戰延長的話，那是在敵我強弱對比起了根本變化之時。如果紅軍一旦改變到比自己的敵人更為強大時，那末，這個反復就結束了。那時是我們圍剿敵人，敵人則企圖反圍剿，但是政治和軍事的條件將不允許敵人獲得如同紅軍一樣的反“圍剿”的地位。那時，“圍剿”反復這種形式，即使不説完全結束，但是一般的結束是可以斷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