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問題

　　縣、區、鄉各級民眾政權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副實。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一級，政府的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于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副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缺乏對於代表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于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凈，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鬥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於鬥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於群眾組織。我們正在制訂詳細的各級代表會組織法（依據中央的大綱），把以前的錯誤逐漸糾正。紅軍中的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建立起來，糾正從前只有士兵委員會而無士兵代表會的錯誤。 　　

　　現在民眾普遍知道的“工農兵政府”，是指委員會，因為他們尚不認識代表會的權力，以為委員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沒有代表大會作依靠的執行委員會，其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群眾的意見，對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猶豫妥協，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對白色勢力的畏避或鬥爭不堅決，到處發現。委員會也很少開全體會，遇事由常委處決。區鄉兩級政府則常委會也少開，遇事由主席、秘書、財務或赤衛隊長（暴動隊長）各自處理決定，這四個人是經常駐會的。所以，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 　　

　　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爭著要幹。他們挂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使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鬥爭中揭破了他們的假面，貧農階級起來之後，方能去掉他們。這種現象雖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 　　

　　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裏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情形是很多的。政權機關裏的黨團組織有些地方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滿。以後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

　　黨的組織問題

　　與機會主義鬥爭的經過：馬日事變前後，邊界各縣的黨，可以説是被機會主義操縱的。當反革命到來時，很少堅決的鬥爭。去年十月，紅軍（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到達邊界各縣時，只剩下若干避難藏匿的黨員，黨的組織全部被敵人破壞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為重新建黨時期，五月以後為大發展時期。一年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現象仍然到處發現：一部分黨員無鬥爭決心，敵來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黨員富有積極性，卻又流於盲目的暴動。這些都是小資産階級思想的表現。這種情形，經過長期的鬥爭鍛鍊和黨內教育，逐漸減少了。同時，在紅軍中，這種小資産階級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敵人來了，主張拚一下，否則就要逃跑。這兩種思想，往往在討論作戰時由一個人説出來。經過了長時間黨內的鬥爭和客觀事實的教訓，例如拚一下遭了損傷，逃跑遭了失敗，才逐漸地改變過來。 　　

　　地方主義：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有些地方還停留在杵臼時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説共産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説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鬥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經過了許多這樣的教訓，地方主義是減少了。

　　土客籍問題：邊界各縣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鬥爭。這種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幾百萬人。客籍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為最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産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鬥爭。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産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例如邊界八月失敗，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農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著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這種情況，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生無謂的鬥爭。我們的辦法是一面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使他們脫離豪紳的影響，安心回家；一面由縣政府責令客籍農民將沒收的財物退還原主，並出佈告保護土籍農民。在黨內，加緊教育，務使兩部分黨員團結一致。

　　投機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漲時（六月），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徵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邊界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支部和區委的負責人多屬新黨員，不能有好的黨內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黨的組織大半塌臺。九月以後，厲行洗黨，對於黨員成分加以嚴格的限制。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鬥力反而增加。過去黨的組織全部公開，九月以後，建設秘密的組織，準備在反動派來了也能活動。同時多方伸入白區，在敵人營壘中去活動。但在附近各城市中還沒有黨的基礎。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敵人勢力較大，二因我軍在佔領這些城市時太損害了資産階級的利益，致使黨員在那裏難於立足。現在糾正錯誤，力求在城市中建設我們的組織，但成效尚不多見。 　　

　　黨的領導機關：支部幹事會改稱委員會。支部上為區委，區委上為縣委。區委縣委之間因特別情況有組織特別區委的，如永新的北鄉特區及東南特區。邊區共有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五個縣委。茶陵原有縣委，因工作做不進去，去冬今春建設的許多組織大部被白色勢力打塌了，半年以來只能在靠近寧岡永新一帶的山地工作，因此將縣委改為特別區委。攸縣、安仁均須越過茶陵，派人去過，無功而返。萬安縣委一月間曾和我們在遂川開過一次聯席會議，大半年被白色勢力隔斷，九月紅軍遊擊到萬安，才又接一次頭。有八十個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組織萬安赤衛隊。安福沒有黨的組織。吉安鄰接永新，吉安縣委僅和我們接過兩次頭，一點幫助不給，奇怪得很。桂東的沙田一帶，三月八月兩度分配土地，建設了黨的組織，屬於以龍溪十二洞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轄。各縣縣委之上為湘贛邊界特委。五月二十日，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開會，選舉第一屆特委會委員二十三人，毛澤東為書記。七月湖南省委派楊開明來，楊代理書記。九月楊病，譚震林代理書記。八月紅軍大隊往湘南，白色勢力高壓邊界，我們曾在永新開過一次緊急會議。十月紅軍返至寧岡，乃在茅坪召集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四日起開會三天，通過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等決議，選舉了譚震林、朱德、陳毅、龍超清、朱昌偕、劉天干、盤圓珠、譚思聰、譚兵、李卻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農、陳正人、毛澤東、宛希先、王佐、楊開明、何挺穎等十九人為第二屆特委會的委員。五人為常委，譚震林（工人）為書記，陳正人（知識分子）為副書記。十一月十四日紅軍第六次全軍大會（25），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為常委，朱德為書記。特委及軍委統轄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組織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暫設秘書處、宣傳科、組織科和職工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前委管理地方黨。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前委有時要隨軍行動。我們感覺無産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産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除應積極注意各縣城和大市鎮的職工運動外，並應在政權機關中增加工人的代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也應增加工人和貧農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