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10月，在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打擊。會後，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前往福建長汀養病。

1933年

　　8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10月，寫《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成為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冬，先後寫出《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同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工作報告。會後繼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0月18日，從江西于都出發開始長征。

1935年

　　1月，出席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會議實際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3月，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3月至5月，同周恩來等指揮紅一方面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6月，率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西部會合，不久開始同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進行鬥爭。10月19日，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吳起鎮，勝利完成長征。12月，出席在陜北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6年

　　2月至5月，同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渡黃河東征。3月，向南京當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五點意見。7月至10月，在陜北保安多次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回答他提出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等多方面的問題，並介紹了自己的經歷。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2月，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總結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系統地闡明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延安。4月至7月，在抗日軍政大學講授辯證法唯物論，其中的兩節後來整理成《實踐論》和《矛盾論》。5月，在中國共産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8月，出席在陜北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闡明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的戰略方針，任新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書記。11月12日，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提出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

1938年

　　5月，寫《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的講演。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結論中的兩部分後來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和《戰爭和戰略問題》為題發表。會議批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

1939年

　　2月，在延安黨政軍生産動員大會上講話，號召自己動手，克服經濟困難。4月下旬，寫《五四運動》一文。5月4日，在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二十週年大會上作《青年運動的方向》的演講。9月16日,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談話，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10月4日，發表《〈共産黨人〉發刊詞》，闡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12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同月，和其他同志合作撰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12月至次年3月，領導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綱領。3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實行“三三制”。3月,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總結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經驗，提出一些新的策略思想。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東南局和新四軍的指示，強調必須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11月，起草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復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電報（《佳電》）。

1941年

　　1月20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並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於皖南事變的談話。3月和4月，為《農村調查》一書寫序言和跋。5月8日，起草《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的黨內指示。5月19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反對主觀主義，闡明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8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9月26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組長的中央學習組。

1942年

　　2月1日，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8日作《反對黨八股》的講話。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並作結論。9月7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論述精兵簡政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提交《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長篇書面報告，論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工作總方針。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推定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5月26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幹部大會上作關於共産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6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7月12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企圖進攻陜甘寧邊區的陰謀。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一期間召開的會議，批評陳紹禹的錯誤，在會上多次發言並作小結。

1944年

　　3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提出關於路線學習的六條方針性的意見。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和中央黨校第一部作關於學習和時局的講演。5月21日，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9月8日，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話。11月，和周恩來等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多次會談國共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