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新論:中日關係的戰略思考
央視國際 (2005年06月09日 14:17)
中日關係的現狀令人憂慮,中日關係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走向“富裕”的中國與走向“自立”的日本,在“民族意識”整合的過程中相互碰撞,有時甚至産生火花。兩個同時“崛起”的近鄰大國是否能在和平中穩步行進?處理未來的中日關係我們的迴旋餘地和空間究竟有多大?這一切都與我們兩國如何為對方進行戰略定位息息相關。
1、搞好中日關係是兩國國家利益的需要
看待中日關係要有戰略眼光。處理中日關係需要戰略思維。講“戰略”,就要看大局、有長遠打算。對國際戰略環境的準確判斷、對國家總體戰略目標的合理設定是中日兩國處理相互關係的基本前提。對日應採取何種外交政策完全由我國所處的國際戰略環境和國家設定的戰略目標而定。吸取近代落後挨打的教訓,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讓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國人過上富裕的生活無疑是我們追求的國家戰略目標。為營造達此目標的國際戰略環境,我們制定了相應的亞洲外交戰略。日本是我們的重要鄰國,中日雙邊關係一直受到我國政府的格外重視。30年來,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可以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牽一髮而動全身。兩國不論哪一方的政治生態變動都會給對方帶來重大的影響。因此,認為一句“抵制日貨”或“中國威脅”的口號就能改變中日關係的大局,似乎過於簡單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近30年裏,我國的對日政策基本是在“理想主義”外交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這使中日關係在“友好”的氣氛中保持了“一團和氣”的局面。但同時也使本該浮出水面的矛盾被掩蓋起來。
冷戰結束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也是實行“理想主義”的對華外交政策。近10年來,隨著國際關係格局的變動以及美國國際戰略的調整,日本的對華政策處於動蕩的調整態勢,“現實主義”色彩濃重。特別是最近幾個月,日本的對華外交戰略隨著日本軍事戰略的調整出現急劇的變化,甚至咄咄逼人。日本外交起伏不定,方向不明,甚至推行惡化鄰國關係的“惡鄰外交”。日本四面出擊,八面樹敵,搞得朝鮮半島怨聲載道,弄得神州大地一片喊“打”聲。究其因,是由於日本在對華戰略定位上出現偏差。戰略目標的錯位源於對戰略環境的誤判。本來,兩年前日本曾把中日關係定位在僅次於美國的、“21世紀初最重要的”雙邊關繫上,並且要與中國建立一種“共存共榮”的關係。認為“合作與競爭”是未來中日關係的主要特徵。可是,不知不覺之中日本卻把中國當成“戰略對手”並與中國搞“對抗”,還將台灣作為日本與美國的“共同戰略目標”。在“歷史問題”上,日本一會“道歉”,一會否定,在台灣問題上,日本一會承認“一個中國”、反對“台獨”,一會與美勾結妄圖染指我台灣,干涉我內政。日本不是將中國視為一支和平的力量,而是主觀臆斷地説中國搞“擴張”,給他們帶來了威脅。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均收入有目共睹。中國政府多次強調我們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睦鄰外交政策。中國的“睦鄰、富鄰、安鄰”亞洲戰略具有相當程度的連貫性與穩定性。前幾天,溫家寶總理在訪印期間還再次重申中國政府“不樹敵,不當頭,也永遠不稱霸”的一貫主張。但是,日本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無視中國政府的立場和主張,再三生事。終於,以新版右翼教科書被日本政府審定放行為導火索,國人忍無可忍了,起而“抵制日貨”並反對日本“入常”。偏執的戰略思維能力,笨拙的外交交往能力,缺少連續性和靈活性外交決策能力,使小泉外交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日關係處於僵局之中,我們面臨著邦交正常化以來最困難的時期。但是,越是在此時,我們越要理性地思考,用智慧而不是蠻幹來化解矛盾,促成中日關係能有新的轉機。我們在正視歷史的同時也要勇敢地面向未來,我們必須從“歷史的陰影”中走出。近代日本的侵華史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有良知的日本人對此也予以承認。中日友好交流的歷史有2千餘年,我們不應將特殊階段的歷史事實定格為日本民族性格的普遍性特徵。日本民族與中華民族一樣是勤勞、勇敢的民族,日本人民同中國人民一起締造和發揚了東方的傳統文化。我們不能因為日本少數右派政治家的不當言行而否定整個日本民族。我們也不應因為某一屆日本政府推行了錯誤的對華政策而與全體日本人民交惡。我們在分析日本人中國觀的誤區時也要檢討自己的日本觀是否也存在著誤區。我們應當承認在對日研究上還存在著許多盲點,在研究方法上還有僵化思維和意識形態化的傾向。我們對此進行了反思,但同時也不能因為目前日本存在著冷戰思維就再倒退回去。同樣,日本也應充分認識到正確處理“歷史問題”對搞好中日關係的重要意義以及搞不好中日關係將給日本帶來的損失。中日兩國的國家利益決定了雙方要從戰略高度去認識和處理中日關係,通過尋求利益上的結合點來緩和兩國國民感情上的矛盾與衝突,通過共同與歷史對話尋找在“歷史認識”上的共識。“歷史問題”的戰略意義不宜過分誇大。歷史是由無數個橫斷面構成的時間與空間的多維、立體的客觀世界。任何視所觀察的對象為靜止目標,任何以點代面的非科學、非辯證的認識歷史的方法都不是正確的方法,也不會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結論。能不能遵循理性思維、能不能正確面對歷史,這是對中日兩國在未來處理關係時的嚴峻考驗。歷史不是“包袱”而是一面鏡子,我們只有“以史為鑒”,方能面向未來。
李肇星部長日前指出,“30多年來,中日關係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民間往來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發展,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重要利益,也為本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促進作用。日本是我國重要近鄰,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兩國人民往來頻繁,交往密切,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這一趨勢將進一步發展。友好相處、合作雙贏,是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繼續按照“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實現中日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對於我確保並延長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穩定周邊環境,推動區域合作,都具有重要意義。”
2、搞好中日關係是亞洲區域合作的需要
冷戰後的東亞國際關係格局在探索中出現新的徵兆。東亞是“冷戰”結束後世界上唯一保留舊秩序的地區,東亞也是世界上區域合作相對落後的地區。然而,當“區域主義”一詞在歐洲未流行時,一百多年前的亞洲就已經形成了區域合作的思想。這就是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産生於日本民間的“亞細亞連帶論”主張。但遺憾的是這種民間的理想主義最終被日本政府所推行的現實主義的“大陸政策”所取代,近代亞洲並未實現真正意義的區域合作。“大東亞共榮圈”成為日本侵略亞洲的遮羞布,“解放亞洲”成為當時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愚弄年輕士兵走向戰場的欺騙性口號。“亞洲聯合”、“亞洲一體”成為近代亞洲人民未盡的事業和理想。近代亞洲的百年屈辱史早已結束,戰後持續了半個世紀的“冷戰”體制也已崩潰。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東亞地區,作為“冷戰”體制一角的“日美同盟”不僅冰山不倒,近幾個月甚至“寒氣逼人”。美國在東亞地區導演著一幕幕不合適宜的“冷戰劇”,而日本卻甘願充當炮灰。國人只看得眼花繚亂,目瞪口呆。“東亞共同體”剛剛拉開帷幕,卻讓人有曲終幕謝的感覺。搞霸權的國家不願看到東亞各國團結一致走上和平發展之路,他們絞盡腦汁竭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一個時期以來,中日雙方都認識到加強合作既符合本國的核心利益,也能促進區域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的協調發展。加強區域合作,構建“東亞共同體”是目前東亞各國積極追求的目標。但是,中日關係如不能協調發展,勢必會影響到東亞區域合作大目標的實現,同時也會影響到中日兩國自身的民族利益。
在日本,總有那麼一小部分右派政治家及右傾文人想提著自己的頭髮離開腳下的亞洲。他們認為日本“既非東洋亦非西洋”,説日本人是“地球人”,他們抱著過了時的“亞洲觀”不撒手。明知亞洲的振興是大勢所趨,卻非要逆歷史潮流而動。日本著名的中國學專家溝口雄三教授反復告誡日本人,不要“失掉亞洲根基”,要正視一個“用歐洲標準無法衡量的,溢出這樣的標準之外的中國世界”的存在。他指出,“亞洲的現實發生了巨大變化,先進的日本與落後的中國這樣的圖式正在失去現實依據”。在東亞區域合作問題上,韓國表現出積極的熱情和令人欽佩的具體行動。近代亡國的屈辱歷史使得他們更渴望東亞的和平與發展,最近,韓國總統明確表達了“韓國要在東北亞發揮平衡員的作用”這一願望。對此,日本有輿論驚呼:美、日,韓“南方三角同盟”出現解體跡象!韓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原有的“冷戰”體制已無法適應未來東亞國際關係新秩序,他們希望能為東亞的區域合作做貢獻,這使韓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地位迅速提升。我們也期盼著東亞區域合作的大環境能逐漸得到完善,這與中國的“睦鄰、安鄰、富鄰”政策相一致,也有利於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與韓國相比,日本似乎在自我“邊緣化”。日本是亞洲現代化建設起步較早的國家,他有許多可以傳授給亞洲鄰國的建設經驗。近30年來,日本在經濟上給予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以巨大的幫助與指導,同時,日本也從與亞洲各國的經濟交往中獲得巨大經濟利益。日本與亞洲的合作是一種雙贏的利益關係。日本與亞洲搞不好關係,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在亞洲多邊區域合作中,我們視日本為缺之不可的重要戰略夥伴。中日互有需要,雙方也應為亞洲的振興負起責任。中日關係的重要性不論怎麼強調都不過分。但現實中兩國關係卻複雜多變,枝節橫生。這其中,既有歷史問題上的感情糾葛,也有現實利益上的衝突。兩國都應站在歷史的高度、地緣政治的高度以及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全面地審視和調整相互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整個亞洲民族利益的需要。中國成為經濟大國、日本成為政治大國都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兩國人民要適當地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和相互評判的價值標準。未來的亞洲,中日之間應防止出現“一山不容二虎”的“對峙局面”,因為那樣既不符合兩國的國家利益,也不符合亞洲各國的區域利益。兩國對“和則兩利,鬥則俱傷”應該形成共識。均衡的“現實主義”外交思想應該成為未來處理中日關係時的一種戰略性思考。進入21世紀後的亞洲需要我們中日兩國以及亞洲各國之間攜手並進,共創美好未來。作為亞洲的兩個大國,中日兩國政府和人民都應理性地面對過去與未來,勇敢地接受歷史留給我們的正負兩種遺産。未來的世界是一個共生的世界,具有共同文化傳統的東亞各國之間更應認真地進行對話並共同與歷史對話。(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副研究員王屏)
責編:李菁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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