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控制金融。日本對金融業更是嚴密監控。首先，他們採取建立金融掠奪機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天津分行，對天津商會的會員——即全市各銀行、錢莊的收支，存放款利率、市場銀根鬆緊以及股票行情、黃金市場動態等情況進行著監控，並對各行莊的業務活動作出種種規定和限制，如規定各銀行錢莊必須按期報送各項業務往來明細報表；限制各行莊定期存款利率不得超過年息10%，放款不得超過月息3%，放款金額每戶必須在3萬元以內；還限制放款對象，不準放款給內局老客和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糧食、紗布、五金等行業；嚴禁同業串換往來，互相拆借。同時，偽“銀聯”天津分行著力加強存款準備金的管理，規定各銀行、錢莊必須有存款總額2%的存款準備金，10%為庫存備付，10%向偽“銀聯”儲存，所有這些限制使各銀行、錢莊業務範圍大大縮減，難以開展正常業務。 其次，改組金融機構。日軍進駐天津英、法租界，沒收了國民黨政府的中央銀行，改組中國、交通兩銀行，並接管了英、美在天津的經濟權益，關閉了英商麥加利，匯豐銀行和美商花旗大通銀行。同時偽“聯銀”在津先後設立華北工業銀行、華北儲蓄銀行。偽滿中央、蒙疆等銀行在天津開設分行，它們所形成的網絡，控制和封閉著天津的銀行業。日偽政權為更進一步加強對金融的統制，對銀號也實行了改組。1942年12月，日偽公署強令天津商會下屬的各行莊增資換照，限令凡獨資或合夥經營的錢莊一律改股份有限公司，股款不得小于50萬元。天津的金融機構，除銀行外，其他錢莊、兌換所大都為股份無限公司，其資本額有的僅有數千元。根據上述規定，各行莊和銀號不得不實行改組或自行增資成立和合併。不少錢莊只得從後帳部分籌措增資，如致昌錢莊是通過賣出部分有價證券而籌款增資的。有百餘家錢莊因資力不足或不堪當局驗資的刁難被迫停止清理。經過政府的增資換照，天津的224家錢莊縮減為119家。 1944年日偽當局再次強令錢莊增資，限定每家股本不少於300萬元，這時的偽聯幣大幅度貶值，各錢莊增資已不如第一次增資時困難，而當時營業較好的廣利錢莊因不堪驗資的騷擾而主動要求歇業。再者，加強金融市場管理。天津日偽當局為了切實推行戰時金融體制，嚴格控制行莊的一切業務活動，1943年3月在天津成立票據交換所，專門辦理各錢莊的票據交換業務。有36家直接參加交換，83家委託交換。事實上，票據交換所是由日本人一手操縱的，每天交換的數額由偽“聯銀”的日人填寫報數單，除報送票據交換委員長外，還要報送日軍陸軍司令部經濟課等有關部門，成為日本經濟情報機構掌握天津經濟命脈的情報站。票據交換所的成立使得各行莊業務受到沉重打擊。以上事實説明，日偽當局對天津的銀行業、錢莊業的嚴密統制，將天津的金融業全面陷入資金枯竭，舉步維艱的困境。

　　6．操縱物價。淪陷區工農業生産的停滯和大幅度下降，造成社會金融的混亂，物資奇缺，貿易停滯。社會經濟狀況決定著物價趨勢。日本侵略者的掠奪，封鎖、走私、統制使得天津市場物價呈直線上升的勢態。物價總體趨勢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即1937—1941年為第一階段；1941—1945年為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物價相對比較穩定。1942年後物價上漲幅度較大。物價的上漲和失調是多種因素促成的。日本侵華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卑劣行徑，不但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的人力和資源，而且加速了中國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消耗。這對於一個本來就生産不足的國家，受破壞後的生産力又不能應付激增的物資需求，尤其是淪陷區遭受通貨膨脹後，幣值導致迅速跌落，不僅加速了流通速度，而且使缺乏的物資更加供不應求。對此，天津日偽政權採取了物價管制措施，控制物價的辦法大體上可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為從抗戰開始到1938年底，此時的物價水準較前上升甚微，物價問題還尚為政府注意，對於此時期的物價管制的各項措施，似偏重於一部分輸出入商品的管制，如少數外銷物品實行定價收購及外匯管理實施等。可以説，初期的物價管制是“空言多於行動，法令多於工作。”第二步為1939年初到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此時不但輸入品和國內工業品的價格繼續上漲，就是國內農産品價格也一反戰爭初期的跌落，而開始節節上漲，如1940年春夏，紗布與糧食價格暴漲，引起社會的不安，促使政府的管制工作較前積極展開。1939年2月，政府制定了《非常時期評定物價及取締投機操縱辦法》，此《辦法》規定各地官署應會同當地商會和同業公會設立主體評價委員會，辦理當地日用品必需品的平價事宜。第三步是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此時期是物價狂漲的高潮時期，天津日偽政府的物價管制工作較前更具有整體性和全局性。同時，物價管制的計劃也從抽象逐步發展為更加具體明確，例如專賣制度的實行；徵收範圍的擴大；限價議價的推行。為了保證此項工作的實施，他們成立了各種協調機關，如日本的中央物價協力會議，華北物價協力委員會等機構。為了進一步平抑物價，1944年3月北平政府在召開了“華北官民經濟懇談會”，邀請各地商會會長出席，積極出謀劃策，並通過部分決議。然而無論政府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物價問題。因為戰爭的性質決定日本在中國是註定要失敗的。

　　總之，為了控制天津以及華北地區商會以及各部門的經濟活動，日人有組織、有計劃地對其實行了嚴密的管理。根據《天津商會檔案彙編》記載，日偽政權直接操縱天津商會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設立各種協議機關，用以協調商人間的各種矛盾，如舉辦東亞經濟懇談會，中日蒙經濟懇談會，華北經濟懇談會，華北物價懇談會，天津官民懇談會等；設立華北商民聯合會、京津商會聯合會等，通過類似的組織嚴密監控商人的市場行為。第二種是制定各種條例以便強化商會和同業公會組織。僅據初步統計，這一時期有關商會的各種組織規章和條例多達幾十個。第三種是注重社會調查與培訓。日本在華搞過各種各樣的調查，其名目繁多。日偽政府還指使天津市商會設立指導調查班，要求“自動負起一切調查事項，側面協助官廳推行政令”。 同時，它還命令市商會和各同業公會舉辦培訓班。日偽政權對天津商會的強化管理，使天津商會失掉其固有的職能。毋庸多言，當時日本人的用心已是昭然若揭。

　　無論如何，淪陷時期的天津商會已完全失去其獨具有的民主性、經濟性、獨立性。商會的某些領導人物完全成為日本侵略者在華北統制的御用工具，使日本在華的侵略行徑有機得逞。可見控制天津商會是日本佔領華北最重要的策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