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立國之本，東遊日本之士，多注意考察日本的教育制度，思考教育和國家盛衰的關係。錢單士厘的論述是極為深刻的：“日本之所以立於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躋于列強者，惟有教育故。……館中陳列文部及各公立私立學校之種種教育用品，與各種新學術需要器械，于醫學一門尤夥。更列種種比較品，俾覽者考見其卅年來進步程度。……要之教育之意，乃是為本國培育國民。……無國民安得有人材？無國民且不成一社會！中國前途，晨雞未唱，觀彼教育館，不勝感慨。”（7）

　　重視教育，發展工商業，增強國力，這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國家機制運行的特點，也是清末民初中國各界人士的共識。

　　因為日本政府的提倡，日本人的工商業意識特強，善於經營，已成為日本突出的傳統。

　　地理環境對一人民族的性格發展影響極大。日本國為是海島國家，日本人的冒險精神和貿易特別發達。王桐齡講：“全國地勢狹而長，周圍環海，故海岸線特長，各區之交通多利用海道，故人民勇敢活潑，宣於冒險性質，海上之漁業及交通業向來發達。”（8）

　　為中國人稱讚樂道的，還有日本人辦事認真、週密、刻苦、儉樸，楊芾在《扶桑七旬記》中講：“東人辦一事，即盡一事之責”。（9）錢恂講：“彼一切庋置配合，悉符西法，可徵其辦事之不敬”。（10）王桐齡講：“日本人責任心發達，凡事必實事求是，不茍且，不敷衍，不因循，其實行力遠在中國之上。”（11）鬱達夫講，“刻苦精進，原是日本一般國民生活的傾向。”（12）

　　日本的進步吸引中國人接近日本，通過調查訪問，捕捉日本的長處。中國人因此産生了以日為師，向日本學習的熱潮。

　　二、以日為師

　　因為學習西方取得成功，在清末民初時期中國人學習西方主要是通過日本。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都是中國人學習的榜樣。東遊之人回國後，便按照日本的模式，開展自己所嚮往的事業，最突出的是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

　　其時，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從事更新改革，從日本聘請了軍事、教育、財政、農務、警務、工藝等各種顧問。留日歸國的不少人被吸引到政府部門工作。下列的事例可以説明以日為師所産生的結果。

　　周學熙于1903年3月7日至5月9日赴日考察，在其所著《東遊日記》跋文中主：“日本維新最注意者練賓、興學、製造三事，其練兵事專恃國家之力，固無論矣。而學校、工場由民間之自謀者居多，十數年間頓增十倍，不止其進步之速，為古今中外所罕見，而現在全國男女，兒無人不學，其日用所需洋貨，幾無一非本國所倣造，近且販運歐美以爭利權。”他返國後，“以考察所得于日本者，欲以施諸欲我國”。他認為“行新政為改革舊政之弊也”，要求直隸總督袁世凱對今後州縣官吏的遴選，一律先赴日本學習考察三個月，讓他們親自經受教育，對日本的“興學、製造”等有一定的認識後，再行委任。袁世凱接受了周學熙的建議，1904年出示曉諭，飭令“除現任實缺各員未便令離職守外，應將嗣後州縣實缺各員，無論內選外補，未赴任者，飭令選日本遊歷三個月，參觀行政及司法各官署並學校、實業大概情形，期滿回省，然後飭赴新任。”（13）日本“民間自謀”的成功經驗，也堅定了周氏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民族工業的決心。奉袁委派總直隸工藝總局，前後五年當時該局直接經營的各項事業，都是由國家投資興辦，並無私人資本，但是經營目的則是通過示範，推動民間工業生産，以發展民族工商業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