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發現日本民族是一個勤於學習和吸收，善於借鑒和思考的民族。其吸收其他民族的長處之後，並未停留在簡單的模倣上，而是結合本國國情，加以消化，進一步改造加工，使之逐步轉化為本民族的財富。

　　嚴修《東遊日記》壬寅年（1902）記載，是年10月6日他往見大偎重信，美國新聞記者在座，美記者問：“日本之文明但取諸歐美乎，抑兼用本國乎。”伯日：“取人之文明則已之文明自進。”嚴修認為這個回答，“其言簡括、得體”。（1）這是日本如何吸收西方文化最好的注腳。錢單士厘講，日本學習西方，是引進科學知識，走的是正確的道路，而中國則走入了歧路。她講自己在東京和上海兩的所見進行了對比，不盡感慨地講，“日本崇拜歐美，專務實用，不尚錕耀。入東京之市，所售西派品物，亦圖籍為多，工藝為多，不如上海所謂洋行者之盡時計、指輪以及玩品也。故從上海往遊日本者，大率嘆其“貧弱”，正坐不知日本用意耳！”（2）

　　錢單士厘光緒29年3月15日參觀了大阪博覽會，對日本的拿來主義頗有感觸，值得稱讚、學習。如他説機械館“所陳，亦日本所自造；而其式其用，皆學自西方者”。“通運管，汽車汽船、電線等屬焉，亦取法西國，而無一西國品”。（3）展覽會將觀眾的注意力，引向對人們相互都有用的工業和機械技術上。

　　1903年春，張謇應邀前往日本參觀勸業博覽會。兩個多月的時間，他訪問了30個農、工、商業單位和35處教育機構，在運通館，他看到船隻和車輛十分精美，特別讚賞其車船行止的規章制度，認為我們也應訂立車船行停止的法度。日本近代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給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回國後，他把參觀期間的日記編輯刊印，題為《東遊日記》。他最感興趣的是日本政府對本國大資本集團實行扶助政策。

　　日本因抓住了技術知識，眼光擴大了很多，國家獲得了長足的進步。那時中國駐日本公使楊樞曾言：“當光緒初年時，日本諸務未興，艱難之狀同於我國今日（指1904年）”。（4）鬱達夫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中講：“明治維新，到現在不過七八十年，而整個國家的進步，卻盡可以和有千餘年文化在後的英法德意比比。”（5）

　　當然日本並不限于吸收西方的科學技術，凡是先進的、有用的，均在學習之列。梁啟超1904年旅日數月，感觸良多：“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于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于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經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群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吾中國之治西學者固微矣，其譯出各書，偏重於兵學藝學，而政治資生等本原之學。幾無一書焉，夫兵學藝學等專門之學，非捨棄百學而習之，不能名家，即學成矣，而于國民之全部，無甚益，故習之者希，而風氣難開焉。使多有政治學等類之書，盡人而能讀之，以中國人之聰明才力，其所成就，豈可量哉。”（6）

　　世界上萬事萬物都處在不斷發展和變化之中，要使自己的民族立於世界之林，就應有廣闊的胸懷，放眼世界，就一個人來講，必須有一雙能看見事物變化的眼睛和一顆能感覺到心，以趕上時代前進的步伐，日本人的學習精神為其國家爭到了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