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尚未擺脫“戰略貧困”

------——解讀《21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10日 20:49

　　環球時報消息：面對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日本國內一直在尋求應對的方式，並努力建立適應自身發展的戰略。近日《21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的出臺，就反映出當前日本國內合理思維與情緒化因素、強硬路線與協調路線的內在矛盾。這既是日本在外交抉擇十字路口上面臨的現實矛盾的表現，同時也是當前日本各界未來外交戰略論爭的如實寫照。

　　近日，小泉首相的諮詢機構“對外關係工作組”提交了一份政策報告———《21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簡稱《報告》），提出日本急需改變缺乏長遠戰略的狀況，基於國家利益制定明確的外交戰略。該《報告》的提出，是否就改變了日本的“戰略貧困”狀況呢？

　　中國的發展，是威脅還是機遇

　　《報告》通篇圍繞一個隱含的戰略主題而寫就，那就是如何應對中國。《報告》認為，日本遇到了“鴉片戰爭以來150年間未曾出現的‘強大的中國’的新問題”，“如何應對中國，是21世紀初日本對外關係的最重要課題”。在30多頁的《報告》中，“中國”竟出現65次之多，另外還多次出現“日中”等字眼，居第二位的“美國”則僅出現49次。《報告》還有兩篇附件，一篇就是“如何應對中國”，另一篇的重點內容之一也是對華政策。

　　《報告》認為，“中國的驚人活力”和“美國走向極超大國”（hiperpower）、“歐盟走向單一國家”一道，是改變世界的三大潮流。應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報告》陷於深深的內在矛盾之中。

　　《報告》為避免落入“中國威脅論”俗套頗下了一番功夫。如指出不應把中國的發展視為“威脅”，而應當作“良機”，吸收中國的“元氣”，與中國取長補短、尋求共榮。《報告》提倡，在經濟領域不宜過分引入政治因素，至於因對華投資而引發的日本經濟“空洞化”，只能通過日本自身提高競爭力來加以解決。《報告》指出：“我們不應陷於盲目的感情論，而是應以冷靜的心情就日中關係應有的狀態進行討論，形成國民共識。”

　　然而，《報告》的基調仍為一種全方位的“中國威脅論”。《報告》稱：“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從中長期看可能對日本構成嚴重威脅”，中國軍隊“將成為東亞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在經濟領域，《報告》認為，日本是“最直接受到中國發展影響的國家”，曾帶來日本高速增長的諸條件已因中國的競爭等因素而喪失。

　　在這種扭曲心理的誘導下，《報告》提出，要以日韓為中心，與美國相連接，再向東亞和大洋洲擴展，形成一個應對中國的“網絡”，要使東盟成為“日本對華外交的盟友和對中國的平衡者”，要強化日、加、澳三個發達國家間關係，稱印度是一個“可與中國相抗衡的國家”，甚至認為對俄羅斯來説“如能改善與日本的關係，把日本引進西伯利亞，就能平衡中國勢力”，直至提議強化日臺交流協會。

　　既要靠美，又想要一點自主性

　　《報告》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維護日本安全的手段非日美安全體制莫屬。《報告》極力吹捧美國，稱美國是“亞洲及世界安全的最終承擔者”，“沒有美國就不能對付當代世界的大型威脅”，“日本受到他國攻擊時不惜自己流血也要保衛日本的只有美國”，等等。

　　然而，《報告》又認為，如今已到了“應對日美關係進行綜合的重新探討的時期”。在《報告》看來，日美間存在如下差異：一、對日本來説美國是惟一盟國，對美國來説日本卻只是近40個盟國之一。因此，日美在亞洲、中東等問題上的政策，當然具有不同的優先順序。二、美國正從“超級大國”走向“極超大國”，其對不同價值體系的寬容精神正在弱化，其外交道義性可能要減少，其介入國際爭端的門檻將大大降低。美國因不願讓亞洲國家掌握主導權而對日本提出的“亞洲貨幣基金”、“新宮澤設想”等採取了消極態度，而且拒絕了《京都議定書》，脫離了一系列國際框架。

　　《報告》承認，因雙邊關係和地緣政治環境不同，日美關係不可能成為美英型的密切關係。《報告》建議：日本應在與美國擁有同一目標的前提下，立足於自己的坐標而尋求與美國開展互補性外交。

　　《報告》主張，日美導彈防禦合作應從“研究階段”向“開發階段”發展，同時又主張在蒐集對東亞各國的情報方面不應僅僅依賴美國，而應有獨立的情報來源。它還建議就行使“集體自衛權”問題展開探討。可見，其基本思路，正是一條“借船出海”、借日美同盟突破軍事限制的路線。

　　未來戰略未定，論爭還在繼續

　　擺脫二戰後體制、走向“政治大國”或“普通國家”，是《報告》的一條主線，其戰略思路卻充滿了內在矛盾，包含著濃厚的戰略論爭和各派妥協的痕跡。

　　《報告》認為，聯合國是二戰戰勝國任意支配的機構，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尚未消除，日本的聯合國會費比例過高，“聯合國決沒有公平地對待日本”，提出要解決這些問題。但又認為，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抑制美國的單邊行動等方面，聯合國是惟一有效機構，日本應盡力為聯合國提供合作。

　　《報告》提倡，日本要為“世界安全”積極發揮“國際警察”作用，為此要調整戰後體制，以使日本的對外行動與國際接軌。

　　如何對待亞洲？《報告》把維護自由、民主作為日本基本國家利益之一，但同時指出“與歐美那種高壓、直接的做法不同，日本採取平靜、穩妥的做法應更為有效”。

　　如何應對東亞合作？《報告》提出，日本“應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應成為“共同體的核心國家”。但又主張，為了與“正在擴大的中國影響圈”保持平衡，應首先與鄰近的東盟、韓國乃至台灣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報告》指出，日本不應以保護農業為由繼續反對締結自由貿易協定。

　　如何對待其侵略歷史問題？《報告》提出，要改變因歷史因素而曾消極的姿態，積極提高其“在亞洲的存在”，緩和“大中華圈復活的疑慮”，“為美軍減輕負擔”。中日關係應從“歷史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為此一是要對日本年輕一代進行正確教育，二是要增進中國對日本的理解。《報告》對近年來中國年輕一代中存在強烈“厭日感情”的情況表示憂慮，但卻稱中國國內教育是此類感情的基礎。

　　縱觀這份《報告》，它未能就亞洲，特別是中國的覺醒和發展提出未來日本的有效戰略，而是試圖堅持福澤諭吉以來的“脫亞入歐（美）”模式，以依賴美國作為對待亞洲的本錢。究其根源，該報告的作者們對能否取信于亞洲鄰國底氣不足，未能從心理及政策上找到“脫美入亞”的途徑，因而也就提不出解決依賴美國與外交自主之間深刻矛盾的有效途徑。在地區合作問題上，《報告》未能提出參與和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的合理戰略。

　　《報告》反映出了合理思維與情緒化因素、強硬路線與協調路線的內在矛盾。這既是日本在外交抉擇十字路口上面臨的現實矛盾的反映，也是該諮詢機構內部不同意見相互妥協的表現，同時也是當前日本各界未來外交戰略論爭的如實寫照。外交戰略抉擇上的搖擺和徬徨，歸根結底是繼明治維新、戰後改革之後日本第三次歷史性轉型方向至今尚未確定的産物。這份“戰略報告”，依然未能為日本指出一條擺脫“戰略貧困”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