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挂嘴上: 日本媒體解析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10日 20:28

　　環球時報消息：中日媒體之間“溫差”很大

　　近期日本媒體的涉華報道，有幾件事值得説一説。一是中國建造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鐵路問題，日本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積極推銷其新幹線技術，媒體出專題，發特刊，炒得火熱；二是侵華日軍遺棄在中國的化學武器造成嚴重傷亡，中國外交部向日方嚴正交涉。中國媒體對此極為關注，在關心受害者的同時，也在留意日本政府將如何“誠實應對”。但日本媒體對此事似乎興趣不大，偶有提及也是輕描淡寫。只是從近日日本國家電視臺NHK電視臺的消息中，日本民眾才看到當年日軍丟棄在中國的芥子氣炸彈。但NHK電視臺的報道只簡單地就事説事，沒有評論，顯得很不主動。這令人明顯感到，中日媒體在報道內容上存在很大的“溫差”。

　　出現這種報道上的“溫差”，深層原因還是中日間的恩恩怨怨。中國人民從侵華日軍化武傷人事件中又結結實實上了一課：歷史問題遠沒有解決，搞不好隨時都能變成現實問題。

　　媒體涉華報道的波動規律

　　歷史是一面鏡子，回顧中日關係的風雨，可知日本媒體的涉華報道是隨中日關係的演變而起伏的。

　　戰後的中日關係起步於民間。20世紀50年代，中日媒體絕少往來。1964年4月，日本政治家松村謙三在池田首相的支持下訪華，同中國政府高層會談，就中日互設辦事處、簽訂貿易備忘錄、中日互派記者達成協定。同年9月，兩國記者同時到達對方首都。這是中日關係中的大事，標誌著中日在加強溝通、促進相互理解上向前邁出了很重要的一部。從1964年10月1日起，《朝日新聞》等日本報紙以向北京派駐記者為契機，正式改稱“中共”為“中國”。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機逐漸成熟。隨著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日本各界要求與中國復交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日本主流媒體在其中聲勢不小。1972年9月29日，《朝日新聞》用頭版一整版的版面，以《日中邦交今天建立》為題，報道了中日邦交于當日建立的消息，並刊發了9月28日晚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抱病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人民大會堂微笑乾杯的照片。自此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從總體上看，日本媒體涉華報道在改善兩國關係方面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但是，隨著中日關係從“熱烈乾杯”轉向坦率務實，兩國經濟、文化與人員往來與日俱增，諸如歷史問題、教科書問題、參拜靖國神社等敏感問題在日本接連發生。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出現經濟起飛，而日本泡沫經濟破裂，低迷至今；西方國家大肆炒作“中國威脅論”……中日關係中出現了很多新情況。在這個大背景下，日本媒體大量增加涉華負面報道，企圖用情緒化、煽動式的報道損害中國的形象。

　　做報道不忘國家利益

　　日本是報業大國，報紙發行量居世界第一，平均每戶有1.13份報紙，每兩人就有一份。在影視方面，日本除了國家電視臺NHK電視臺外，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日經新聞、産經新聞、東京新聞等六大報業集團都有控股電視臺。它們對日本社會的影響舉足輕重。

　　日本媒體有兩大特色。一是“趨同”：報紙、電視的報道內容大同小異，新聞興奮點一致。記者俱樂部制度是出現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從首相官邸到政府各部門，從地方自治體到行業團體都有記者俱樂部。這造成了媒體消息來源相同、口徑統一。記者俱樂部還有內部規定，某個消息發表與否，掌握什麼分寸，哪些能發表哪些只做參考等等，要按新聞發佈者或俱樂部的規定行事，違者將被視為異類。另一特色是“集中”：每當有大事發生，各路記者會奔向同一地點，各大媒體會集中人力、物力，展開暴風雨式的報道。

　　日本學者指出，在這種狀態下，各大媒體的記者都往一個方向跑，沒有人考慮某個事件正確與否，否則會被視為“不忠”。日語中有一個單詞叫“村八分”：在一個村子裏，若有人違規，他將遭受排斥，備受孤立；要想避免出局，他就得和他人抱成一團。日本記者在進行新聞報道時無不受這一“法則”的制約。具體到國際新聞報道，日本記者首先考慮的就是忠於“國家利益”，儘管他們對什麼是真正的愛國、何為真正的國家利益有不同的理解。

　　日本早已進入信息時代，媒體在社會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媒體影響政府決策，左右社會輿論，使日本政治呈現“追隨輿論”的特徵。

　　對中國的報道受高度重視

　　由於歷史與現實的原因，日本媒體一貫重視對中國的報道。目前，日本駐華記者已增加到75人（中國駐日本記者還不到30人），並在上海、廣東等地增設了記者站。過去，日本媒體更看重歐美，現在則加大了對華報道的力度。過去“大牌”記者多負責歐美報道，現在，駐華記者中也不乏“大腕”，駐華記者不受重視的處境有所改善。每當中國有重大人事變動，人民代表大會換屆或召開重大國際會議時，日本各大媒體都會臨時派記者前往中國。今年8月底，北京舉行中、朝、美、韓、俄、日六方會談，參加報道的日本記者多達200人。當中國國家領導人赴一國進行重要訪問時，日本媒體經常調派駐華記者前往該國，與總部派出的記者一起，協同駐在國記者做聯合立體報道。由此可見日本媒體對中國的重視程度。

　　涉華報道是日本媒體報道內容的重中之重，有關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的新聞每天都能見到。從報道量上看，涉華報道在各大報的國際報道中佔第一位。日本記者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報道翔實、具體，甚至不讓中國同行。遇有重大事件，一些日本報紙還集中作連載報道。《朝日新聞》曾派出一名資深編委級記者，以“遊軍記者”的身份到中國各地采風。

　　涉華負面報道更多

　　日本媒體的涉華報道目前正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既有客觀求實的報道，也有無端猜測的新聞，甚至還有惡意中傷的言論。總的來看，涉華報道中負面報道相對較多，猜測性報道時有所見。日本媒體雖標榜“客觀公正、不偏不倚”，但實際上不時背離這一原則。

　　日本媒體善於渲染炒作，通過刺激日本人的“民族意識”誘導輿論導向。前些年，“中國威脅論”經常見諸日本報端。這些報道故意不交待背景情況，有意製造不客觀的言論。例如，很少有日本記者對中國和日本的軍費做橫向比較，使得日本百姓不知道軍費開支是中國的多還是日本的多。

　　更有甚者，少數日本媒體還顛倒黑白，對中國進行惡意中傷。例如，中國政府多次就過去日本軍國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表明立場，強調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日本媒體對此卻報道説，這是中國向日本打“歷史牌”，向日本施加壓力。甚至有時中國政府人士訪問日本時的一舉一動都被日本媒體説成是“示威”。這一切都讓人懷疑，一向標榜“客觀、公正”的日本媒體到底想幹什麼。

　　日本媒體的另一種手法是借他人之口説事。日本“向中國道歉幾時算完”是一種典型説法。這一説法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輝。有日本媒體借李登輝之口誘導國內輿論：“看，連別人都説日本不該道歉，我們為什麼還要這麼做？”最近，中國國內某些學者提出“歷史問題已經解決”的“新思維”。日本媒體覺得這是在替日本説話，便又借用過來，大肆炒作，想借中國學者的話統一日本人對歷史問題的看法，同時向中國施壓。在日本媒體的推動下，最近一段時間，日本的社會輿論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加害中國的日本人“理直氣壯”，受害的中國人反倒“理虧”了。在這種社會氣氛下，右翼文人、政客忙活起來，不斷引經據典，反攻倒算，參拜甲級戰犯，讚揚“英靈”的功績。

　　中日兩國正值和平友好條約締結25週年之際，面臨著合作與發展的新機遇。兩國每年超過千億美元的貿易額和近300萬人次的人員往來，都表明中日關係的深度與廣度。中日兩國互為需要，以鄰為伴，與鄰為善，應成為發展中日關係的座右銘。在加深相互理解方面，兩國媒體任重道遠，日本媒體責任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