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新紅學的開山祖師，1921年，他以《紅樓夢考證》一文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時代，這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已成為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紅樓夢考證》一文是在什麼情況下撰寫的？其寫作目的、具體過程如何？不少讀者則並不了解。

　　説起來頗為有趣，《紅樓夢考證》一文並非胡適主動寫成，而是在上海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的不斷催逼下撰寫的。一位書商催生了一部傳世名著，可謂現代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這裡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一書所收汪孟鄒、汪原放致胡適書信為主要依據，還原這段頗有傳奇色彩的歷史。

　　1920年，在陳獨秀、胡適等著名學者的幫助下，上海亞東圖書館開始陸續出版新標點本系列小説。小説出版後，以其新穎的版式、標點，認真的校勘贏得了讀者的喜愛。在亞東圖書館所推出的十幾種新標點本小説中，無疑以《紅樓夢》最為引人注目，影響也最大。對學術史而言，它的出版，標誌著新紅學的誕生。從此，《紅樓夢》研究成為一門具有現代意義的學科，受到學界的關注，在眾多研究者的參與和推動下，紅學與甲骨學、敦煌學一起被並稱為20世紀中國的三大顯學。

　　在這些新標點本小説中，以《紅樓夢》的出版最費週折，這是因為該書篇幅大，成本高，且情況複雜。亞東之所以先出《水滸傳》、《儒林外史》，就與此有關。正如汪原放在《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中所言：

　　因為資本問題，商量來，商量去，《紅樓夢》篇幅過大，不能不放到後面再出。

　　從汪孟鄒、汪原放叔侄給胡適的書信來看，他們兩人實際上是有分工的，汪孟鄒作為老闆，主要談大事情，比如如何出版、銷售，約請做序者等。汪原放作為校勘整理者，主要談具體的事情，比如如何標點、分段等問題。

　　請胡適寫《紅樓夢考證》主要是汪孟鄒在做工作。從汪孟鄒給胡適的書信來看，這篇具有開創意義的宏文實際上是在他的不斷催促下産生的，胡適顯得較為被動，並不像他後來所説的那麼從容。

　　1920年12月4日，汪孟鄒給胡適寫信，第一次談到為即將排印出版的《紅樓夢》寫序的事情：

　　紅樓夢有一千二百頁之多，陰曆年內為日無幾，擬陸續排完，待開正再行付印，約陰曆正底二初即出版發行也。但排版費一項亦非千元不可，甚為不易。現擬發售預約，收些現款，以資補救。不識吾兄是擬代撰一篇考證，或是一篇新敘，請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兄的北京友人中尚有熟讀紅樓，可代撰敘者否，所代接洽告知為荷。仲甫仍作一敘，已與他接洽過也。

　　請胡適寫序，一是因為他此前已寫有《水滸傳考證》、《吳敬梓傳》，似乎形成了慣例，《紅樓夢》出版，也要寫篇序；一是因為《紅樓夢》篇幅較巨，刊印成本太高，需要胡適作序進行宣傳。

　　胡適的回信現已無法看到，不過從汪孟鄒12月11日的書信來看，胡適不僅對發售預約的事情持異議，而且還不大願意做序。為此汪孟鄒進行了説服工作：

　　所雲紅樓夢。共分三節，除怕有錯誤一節，由原放另行詳達外，其怕滯銷一節，有點與事實不符，煉業此近二十年，略有些經驗，凡出版書籍，必須同類的至少有三五種，方可暢銷，否則獨木不成林，一定不行，不但毫無滯礙，且相得而益彰。儒林一號出版，銷路不減水滸，且帶銷水滸不少，是其確證煉意。紅樓銷場將來必較水滸、儒林尚要加好。煉是一苦鬼，如果真無把握，決無如此冒險之理。此節請兄不必代為過慮。至吾兄因病不能做文，與紅樓的材料最不好找，的是一個問題，使煉十分焦灼，但此事欲罷不能。一是告白早已大登特登，值問何時出版者非常之多，一是已排至八十余回，排版並紙版費近一千元之多，不但過緩勢有不能，即今歲不賣預約，我的經濟上亦將不許。現擬得吾兄許可後，即開始賣預約，至陰曆年終截止，收回一千元的費，大約不難，陰曆開正即行付印，二月初旬出版。煉意兄的病體雖未全好，但此敘至陰曆正月底以前做好，並無妨礙，尚有三個月之時間，未識可以應許我否。此事關係亞東前途太大，請酌復，煉真無任感激也。

　　從汪孟鄒的回復來看，胡適對《紅樓夢》的出版沒有信心，他擔心新標點本錯誤，擔心賣不出去。至於做序，他實際是想拒絕的，因為自己正在生病，且《紅樓夢》的材料不好找。這讓汪孟鄒有些著急，他在書信中一方面給胡適鼓勁，讓他不要為銷售的事情擔心，一方面又道出了自己的困難，《紅樓夢》已經排了八十多回，資金投入一千多元，可以説是騎虎難下了，最後告訴胡適，做序的事情可以寬限三個月的時間。可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作為老朋友，胡適是無法推脫的。但他對發售預約一事還是不滿意。

　　為此汪孟鄒于1920年12月14日寫信，進行解釋：

　　有正八十回本昨晚已快郵寄上，兄謂此種書賣預約不甚相宜，煉深以為是，故排印水滸時，擬賣預約，後即因此中止。但紅樓賣預約，一是靠水滸、儒林的信用，因此二書排印校對輿論對之尚佳，二是紅樓盼望早出版者較水滸、儒林尤著，來問的甚多，即賣預約，即有定期出版，盼望者較有著落，可以安慰。三是預約較特價尚要從廉，于買者亦殊經濟，四是排版並紙版費已近一千元。紙張飛漲，年外更費，不得不辦好若干刀，須鉅款，年關之過，甚屬為難，是以預約出於不得不行，但事實上亦尚可以行也。

　　寄有正本過去，説明胡適已經答應寫序，並開始尋找材料。對於發售預約一事，胡適和汪孟鄒的看法不同也是很正常的。胡適是局外人，會更多的從社會反應方面著眼，而汪孟鄒是書店老闆，面臨著資料缺乏的實際問題，賣預約則是個解決燃眉之急的好辦法。胡適雖然反對，但他仍堅持這樣做，並反復解釋，以求得胡適的理解和支持。

　　稍後，汪孟鄒似乎有些不放心，在1920年12月19日的書信中又叮囑了一番：

　　紅樓的敘是一定靠得住的，感甚，感甚，廣告所載的是敘，屆時如改為考證，不但無妨，且更好也。

　　話説到這個份上，胡適已無推脫的餘地了。但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胡適並沒有動筆。大約到1921年3月的時候才開始著手。1921年3月12日，汪原放在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及此事：

　　聽説兄已著手做序，我更樂極了！

　　在1921年3月24日的信中，汪原放又提到這件事：

　　兄乘著罷課的機會便動手做《紅樓夢》序，那是萬沒功夫做吳敬梓新傳了。

　　據胡適的日記，他是3月27日寫完《紅樓夢考證》初稿的，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確實寫得有些倉促。可見他本人也不滿意，隨後就讓學生顧頡剛幫他補充材料，想重寫一番。

　　1921年4月1日，汪原放給胡適寫信，説自己已收到這篇文章：

　　你的信和《紅樓夢考證》均已收到了！

　　《紅樓夢考證》已經付排，大約一禮拜左右可以打一份清樣，連同原稿寄上，還要請兄自己再校一遍。（原稿付印時，不得不加上幾種排法記號，我想該不礙事罷。）

　　歷史就是這樣富有戲劇性，當胡適被汪氏叔侄連勸帶逼，趕著寫《紅樓夢考證》時，不知道他有沒有意識到，此事對於20世紀紅學的重要意義。其後，胡適多次提及自己撰寫《紅樓夢考證》之事，但省略了這些頗有些狼狽的細節。説句帶些玩笑色彩的話，當時的胡適，想不成為新紅學的開山祖師，汪氏叔侄都不允許。（來源：《中華讀書報》）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