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晉商、徽商皆為當時勢力最大的兩個地方商幫，時至今日晉商、徽商之影響仍然不小，晉商大院已成為一種文化，徽商已成為徽學的重要內容，而晉商、徽商之經營之道、管理制度、興衰歷史仍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

　　■ 晉商、徽商之相異處

　　晉商、徽商在起因、興衰時間上略有不同。晉商興起于明初，即14世紀中葉，因北方邊塞大 量駐軍，明王朝實施“開中法”而興起。所謂開中法，即商人輸糧供邊塞軍士食用，王朝付商人鹽引，商人憑鹽引到指定鹽場和指定地區販鹽，由於鹽是專賣品，獲利頗豐。晉商抓住時機，以地緣優勢，借“開中法”捷足先登而興。徽商則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開中法”法行弊隨，改“開中”為“折色”，商人以銀兩換取鹽引後販鹽，徽商以地緣近兩淮鹽場集散地——揚州，在兩淮大顯身手，而興起于商界。晉商衰敗于清末，隨清王朝之滅亡而衰敗。徽商之衰落則是從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實行鹽法改革，將“綱鹽制”改為“票鹽制”，取消了鹽引和引商對鹽業的壟斷後，從此走上了衰落之路。當然，晉商、徽商之衰敗還有別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為始發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這樣計之，晉商大約從明初到清末活躍商界500餘年，徽商從明中葉到清道光年間活躍商界近300年。

　　晉商在道光初年，適應社會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創立了山西票號，曾一度執金融界牛耳，並首創我國在海外開辦銀行之先河。徽商卻在道光後未將資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遺憾！

　　在文化理念上，晉商突出尊奉鄉人關公，凡有晉商活動的地方，多建有晉商會館和關公廟宇。有些地方的晉商甚至是先建關帝廟，後建會館。晉商把關公作為他們最尊奉的神明，以關公的“誠信仁義”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和經商活動，把關公文化作為他們的倫理取向，以致關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為方面發揮了相當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鄉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屬江西），朱僖主張“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語類》13《類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規”，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僅在家鄉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禮”，就是到了外地經商也要在所建會館內祭祀朱僖。如蘇州的徽州會館“殿東啟別院士，奉紫陽朱文公”，漢口新安會館、景德鎮新安會館、吳江盛澤鎮徽寧會館等都“奉朱子入祠”，他們把理學作為家族內行事和經商活動的準則。因而，理學觀念在徽商中影響極大。徽商“賈而好儒”、“左儒右賈”，把業儒看得高於服賈，尤對子弟業儒無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據統計，明代徽州有進士392名。清代僅歙縣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計大學士4人、尚書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內閣學士15人、狀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傳臚5人、會元3人、解元13人、進士296人、舉人近千人，整個徽州就更可觀了。晉商也有重視儒學的一面，在整個中華傳統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響下，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晉商的影響下，山西民風出現了一種值得重視的現象，即以“學而優則商”來替代“學而優則仕”。應該説，這是一種社會進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撫劉於義奏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最下者方令讀書”。（《明清晉商資料選編》）清末舉人劉大鵬説：“當此之時，凡有子弟者，不令讀書，往往學商賈，謂讀書而多窮困，不若商賈之能致富也。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退想齋日記》）清代科舉中共有狀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後列第三，有狀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舉中卻無一狀元。不過，山西另有5位武狀元。這恐怕與山西歷來多戰場，業商人中也有不少習武之人，加之商品販運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鏢行、鏢師，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發祥于山西太谷縣，大有關係。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經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儀業鹽，“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愛賈，凡出入必公決然後行”。（《太函集》卷1）休寧商人汪福克“賈鹽于江淮間，艘至千隻，率子弟往來，如履平地。”（《休寧西門汪氏宗譜》卷6）由於族人經商者眾，為增強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過宗族的尊卑長幼加強對族眾的控制。晉商人員的組成則以鄉人為主，其用人主張：一避親用鄉；二從鄉人中擇優保薦；三從鄉人中破格提拔。避親，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財東與掌櫃也不能薦用自己的親戚，所謂不用三爺（少爺、姑爺、舅爺）。用鄉，即錄用本鄉本土之人。從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還有加深鄉人間親情維繫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財東恩賜鄉里之意。另一方面，員工的鄉土觀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強了企業的凝聚力，所謂“同事貴同鄉，同鄉貴同心，茍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鄉間最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徽商舉族遷徙到同一客地、從事同一行業的現象較多，徽州績溪人胡適説：“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創，他鄉無之。”（《績溪縣誌館第一報告書》引自張海鵬、唐力行《明清徽商心理研究》）日本學者臼井佐知之指出：黟縣弘村汪氏，明萬曆年初82世鹽商汪元臺舉族遷徙到浙江杭州。歙縣黃崗汪氏，明永樂時舉家遷居湖北漢口，後又分流到襄陽、太原、重慶。（《徽州汪氏的移動和商業活動》，《中國社會和文化》第8號）這種舉家遷徙的現象，在晉商中不能説沒有，但不甚普遍。比較集中的遷徙是明中葉開中納粟改為納銀後，有部分晉商家族遷到了揚州，如清初大學者閻若璩之祖先輩，就是此時由山西遷到了揚州。此後，舉家遷徙現象就不多了。這時的晉商外出經商皆不帶家眷，而把家眷留在原籍。正如清人紀昀所説：“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納婦後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閱微草堂筆記》卷23）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晉商的宅院比較集中地體現了我國北方民居建築的風格。晉商住地山西，氣候較乾燥，人少土地相對較多，因而所建宅院較徽商宅院寬敞多矣。如祁縣喬家大院，佔地面積8724平方米，大院四週為全封閉式磚墻壁，上有女墻、城墻垛口、更樓、眺閣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築。祁縣渠家大院佔地面積4600平方米，共18個四合院，自成體系，又互相連接，形成院套院、門通門的格局。大院外觀為城堡式，墻高10余米。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祿、壽、喜”四座院落組成，現存“壽”字院佔地面積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佔地面積200多畝，在車輞村整整佔了南北、東西兩條大街。徽商民居更注重於住宅內部的裝修雕刻和室內陳設，許多專家考察後總結其特點為：樸素淡雅的建築色調，別具一格的山墻造型，緊湊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變的梁架結構，精緻優美的雕刻裝飾，古樸雅致的室內陳設。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講究依山臨水的自然佈局，錯落有致的空間變化，幽深寧靜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畫的村頭裝點。徽商民居以規模和院落面積來説則難以與晉商民宅相比擬，如宏村汪氏承志堂，為徽商中大型民宅，佔地面積2800平方米。余三立堂為600平方米、樂賢堂為411平方米、樹人堂為266平方米，西遞村徽商胡氏敬愛堂佔地面積1800平方米。要之，晉商民宅儘管也有精緻的一面，但宏偉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則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綠、精緻優美。此外，晉商“儉”而徽商“奢”，以及晉商、徽商在飲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處，這裡就不贅述了。

　　■ 晉商、徽商之相同處

　　習俗首先，晉商、徽商均為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發展的産物。明中葉以來，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封建國家的賦役制度也産生了相應的變化，自金銀花的徵收到一條鞭法的推行，賦稅折徵貨幣的部分日益增加。賦稅折銀的結果，刺激了生産，大大促進了長途販運貿易的發展。入清以後，隨著國家的統一，社會政治局面的相對穩定，歷經康雍乾三朝盛世，商品生産總體水平大大超過明代，水陸驛站幹道的迅速擴展，從而為晉商、徽商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其次，晉商、徽商都有著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點。中國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諸家文化的良性影響，創出具有傳統文化的貨殖文化，這一文化在明清晉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體現出來，反映了傳統文化對商人經營理念的價值導向作用。

　　再次，晉商、徽商都與封建政治勢力有著結托關係，商業勢力消長受到政治勢力的影響。明清時期是封建專制主義的一統天下，封建專制主義的觸角伸向了社會的各個角落，依附、逢迎和仰攀是晉商、徽商對封建勢力所持的基本態度。而封建政治勢力既在一定程度上維護晉商、徽商的利益，又未放鬆對晉商、徽商的敲詐勒索。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反映了封建社會後期商人經濟地位動搖和政治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與封建社會同枯共衰的命運。（張海鵬、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復次，晉商、徽商都對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晉商、徽商在商業活動中有個共同特點，就是突破區域性界限，進行長距離販運，從而促進了各地區間的聯絡，擴大了國內外貿易市場。晉商推動了包頭、西寧、張家口、平遙、祁縣、太谷等城鎮的興起，而徽商則有“無徽不成鎮”之説。晉商不僅對商業、金融經營管理形成了經營文化，而且促進了社會文化的發展，如山西地方戲曲的繁榮，社火活動的開展，古籍文物的收藏，武術活動的推廣，飲食、茶葉文化和珠算、會計、醫藥文化的推動，以及民風、民俗的變化等。徽商則對教育、書畫、經學、理學、醫學、園林等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並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總之，明清時期的晉商、徽商是互有異同，各有韆鞦，這些現象也是當時時代背景、地緣、人文因素的具體反映。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