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１８３５年～１９０８年），清咸豐帝奕詝之妃。那拉氏，祖居葉赫（今遼寧四平），故稱葉赫那拉。滿洲鑲藍旗人。咸豐十二年（１８５２），被選入宮，封蘭貴人。１８５６年，生皇長子載淳。次年，封懿貴妃，得咸豐寵幸，干預政事。１８６０年，英法聯軍進逼北京，她隨咸豐北逃熱河（今河北承德）。次年８月，咸豐死，遺命載淳繼位，並囑載垣、肅順等八大臣輔政。同年１１月，那拉氏與恭親王發動"北京政變"（又稱祺祥政變或辛酉政變），改元"同治"，那拉氏"垂簾聽政"。１８７５年，載淳病死，命立宗室載湉（４歲）繼位，年號"光緒"，復"垂簾聽政"。１８８９年，載湉大婚成年，那拉氏"歸政"，退居頤和園，但朝內用人行政，仍出其手。１８９４年，甲午戰爭爆發。是年，適逢那拉氏六十壽辰，挪海軍經費，修繕頤和園。甲午敗後，簽訂《馬關條約》。光緒帝憤于戰敗割臺，並於１８９８年６月"明定國是"，實行變法。９月，那拉氏發動政變，囚光緒于瀛臺，復出訓政。１９００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那拉氏挾光緒出逃西安。１９０１年簽訂《辛醜條約》。１９０２年回到北京。為消弭革命，推行"新政"。１９０６年宣佈預備立憲。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光緒死，命立載灃子溥儀（３歲）為帝，年號"宣統"。次日，慈禧病死。

　　

其一 男與女

　　慈禧引起人們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她是個女人，一個末代皇朝神秘的女人。在一個以男權傳統的社會，慈禧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內憂外患，還要面對"女人亂政必亡國"的邏輯結論。

　　跟男人比或者跟女人比，都需要看可比度。男人中能夠比的，就是歷朝的末代皇帝了。而女人中可比的，則只有武則天。末代皇帝從秦朝胡亥或者子嬰以降，至明末崇禎皇帝，多逢衰世和亂世，既便意圖崛起，也是無力回天。而慈禧以堅強的決心和成熟的手腕，在晚清列強環伺、千年積患的空前危機中，不僅創造了"同光中興"的局面，而且啟動了中國的歷史性變革，其業績又有哪個衰世的男人能比的呢？

　　即以女人相比，武則天也許可以稱得上是惟一可以與之比肩的了。但人們對武則天的評價遠遠高於對慈禧的評價，稱她是封建時代傑出的女政治家。

　　但是，慈禧並沒有那樣搞酷吏政治，獎勵告密。如果説武則天功大於過，那麼，歷史上其他"女人干政"的例證，也斷難以和慈禧相提並論。漢初的呂后、西晉賈皇后、北魏孝文帝的幽皇后、北魏宣武靈皇后、唐中宗之韋后，要麼殘暴，要麼荒淫，干政亂政，擾亂國家，她們的所做所為反而反襯出慈禧的執政能力。

　　晚清中國處於衰亂之世。其治國難度遠遠大於武則天的時代。晚清中國的失敗，是歷史積累的結果，並非是政策性的、對策性的結果。多年來，論者習慣從結果論英雄，並假設一種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對策以解決當時的內憂外患問題。須知，慈禧本人在那個男權當道的社會，其實對國家大事並沒有完全的決定權，重大對策都是在討論和各種牽制中決定。

　　美國學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龍夫人》一書中認為："慈禧太后不是惡魔，而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顯而易見的怪癖，在一個女人被當作痰盂一樣對待的帝國裏，她只是極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已。"１８６１年咸豐皇帝去世之後，她成了各派政治勢力用以支撐門面的擺設。論者認為，在這樣一個嚴酷、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在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紫禁城裏，作為一個女人，為了避免成為他人刀俎之下的魚肉，慈禧一生都在做著艱苦卓絕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來，慈禧從來就沒有實際上控制過這個老大帝國，她只是那些握有實權的男人們的擺設：先是恭親王，後來又有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人。此論雖有些過頭，但也説明了慈禧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專橫跋扈，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種男人力量圈子中的"平衡者"。

　　百年以來，其實眾多的評論都是建立在性別歧視和男權意識的基礎之上的。有論者認為，如果不是道光誤立奕 （即咸豐皇帝），"清代歷史上不會出現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局面，不致以一個淺薄無識的婦人而一手握定中國的命運達四十餘年"。又説"慈禧雖有才具而實無見識，所以晚清中國的命運，才會在她手中變得衰敗沒落，終至有亡國滅種之虞"。

　　歷史資料證明，慈禧太后並非"淺薄無識"，她曾經還親自教身邊女官、侍者學習國學以及西洋知識。而所謂中國的命運在她手中變得衰敗沒落，更是顛倒因果的結論。同時，假設不能代替歷史的真實性。也有論者對慈禧的本性進行歧視，比如認為"西太后原是個陰險狠毒、睚眥必報、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潑婦人"。此處應該反問的是，處於當時那種險惡政治鬥爭環境中，男性或女性的所做所為，能有多大差別？為何偏用如此歹毒的語言描述一位政治人物，是否因為她是個女人？

　　慈禧首先是個女人，這毋庸置疑。在男權意識盛行的國度和時代，女人把持國政，當然受盡懷疑和攻擊。這是男人們的本能與敵意，和慈禧的治國手段其實並無多大干系。在評價慈禧太后的眾多著作中，曾經長期服侍慈禧的德齡當然最有發言權了。德齡在《慈禧後宮實錄》中，給我們展現了"老佛爺"的另一面：她只不過是個女人。她有著普通女人對美的追求、對青春的渴望的情感。她寫道："'啊！青春！'她很溫柔地説，'這是天賦予人的一種最可寶貴的恩物，所以人必須竭力愛惜它，設法把它積儲起來；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２日的《字林週報》（著名的《字林西報》的星期日副刊）寫道："的確，皇太后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婦人，我們從《倫敦與中國郵報》上月３日所發表的下列文字中，可以瞥見這位昔日女僕之品性的另一面：皇太后的真實品性是一個無關緊要而又難以弄清的問題。她的形象已經被描繪得五光十色，不過陰暗仍是其主調。"但是，一位美國駐華公使夫人的記述告訴我們，"無論內心深處多麼憎惡這些'外國魔鬼'，皇太后在表面上或言辭上都沒有絲毫的流露，'她看上去很快活'"，"她的臉上充滿了善意，見不到一絲殘酷的蹤影"。"她非常親切，當我們接過遞上來的茶時，她上前一步，向我們頻頻舉杯．．．．．．又説道'我們彼此一家，普天之下都是一家。'"這是經歷了八國聯軍入侵的變亂之後，慈禧以女性的魅力挽救中華帝國形象的真實寫照。

　　因為是當權女人，所以容易遭到憎惡；也因為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同情。名士辜鴻銘在慈禧太后７０歲生日（１９０４）時曾經當眾脫口而出"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但是，僅僅四年以前，在《我們願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一文中，他又為慈禧太后辯解："她統治中國四十年來，真是曆盡重壓，跌遭變故。儘管個人生活十分不幸，卻一直指導、關懷並分擔了她苦難臣民的命運……無論她會有什麼缺點，至少她維持了中國的秩序……單言她的性別，她的年紀和她那眾所週知的個人生活的不幸--年輕時希望的破滅，長期的孤獨的寡居生活，為帝國操勞，替兒子擔憂。她惟一的兒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對這個慈愛的母親是最殘酷的打擊，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個飽經憂患的皇太后和曆盡痛苦折磨的母親之孤寂的心靈……所有這些考慮，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無知、肆無忌憚的報紙，特別是那些由文明的歐洲人所經營的報紙，免除對於皇太后陛下個人生活不合宜的中傷。"這些複雜的認識，反映了女人慈禧複雜的人生。

　　

其二 內與外

　　慈禧不是中國的救世主，但是，她因為西方的入侵而敵視西方，也對於中國的落後，深感憂慮。

　　慈禧是仇恨洋人的。她對洋人的仇視，是一種糾纏了國家利益意識和民族自尊意識的複雜情感。她説："他們有什麼權利對我如此無禮！這不是他們的國家，對這個國家的內政，他們沒有發言權。難道我不能處罰我自己的臣民嗎？如果我派到外國的使節，他們干預那個國家的行動，試問，那個國家的政府能同意嗎？"她又説："他們給我們的人民灌輸基督教的毒素，於是中國信洋教的人馬上就不尊重我們的規矩和我們的傳統習慣。中國內地發生的多數問題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國人引起的。"

　　她也以中國的傳統孝道為榮。她説："他們能給我們提供什麼比我們已經有的更好的東西？根本沒有！我們從遠古時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國人不是這樣。當他們達到一定年齡的時候就離開父母的家，並且從此就不再服從他父母了。"此論雖有偏頗，但不也反映了老佛爺敝帚自珍的情結嗎？

　　這種仇恨，難到真的就是導致她會無端拒絕一切外國文明嗎？以火車的引進為例，在１８６３年洋務運動之時，直隸總督李鴻章建議朝廷修築鐵路，可是清政府主管部門一直不同意，李鴻章以運輸煤炭為名修建的一條簡易鐵路的後果竟是：由人趕著馬、拉著車廂在鐵軌上走！於是，李鴻章決定走上層路線。他在慈禧太后居住的西苑建一條１５００米長的小鐵路，上邊跑一台小火車頭及六節能容２８人的小火車車廂。親眼見到了西方事物帶來的便利後，慈禧同意了修建鐵路。

　　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１９００年出逃西安時，慈禧坐的是祖傳的馬車。１９０２年回京途中，慈禧從保定乘火車到達北京馬家堡站，再乘鑾輿回宮。坐火車的好處立即得到了應驗。慈禧為了去西陵向祖宗"請罪"，令有關部門在四個月內突擊修築了一條３０多公里的新易鐵路高碑店至易縣，並於次年春坐著由１７節車廂編組的專列，真的去祭陵了。

　　其實，慈禧對外雖然一直仇視，但是，在振興社稷的大政方針方面，她並不是昏聵之輩。１８７５年初，慈禧太后的獨生子、不到２０歲的同治皇帝駕崩養心殿。憂傷的慈禧開始第二次垂簾聽政。參加葬禮的李鴻章在第三次陛見皇太后時，提出了開煤鐵礦、架電報線、修鐵路、辦學校、開發台灣、辦外交等等一系列洋務改革的建議。李鴻章回憶説"廿二、廿三、廿六日，太后召見六次，悲傷迫切之中，大有勵精圖治之意"。慈禧對洋務運動的支持是一貫的。光緒十一年１８８５年，李鴻章在一封信中又披露説，"在京勾留兩旬，召對五次，慈聖與醇邸，有意改革，諸臣墨守成規，不足振興"。

　　慈禧當政期間（１８６０年～１９０８年），雖然後期"還政"，但是大多數時間裏她仍是決策的核心人物。在其執政時期，面臨內憂外患，她實現了君臣和衷共濟。洋務運動中，朝廷勵精圖治，虛懷納諫，整頓綱紀。尤為甚者，她果斷改變大清的規矩，大規模啟用漢臣，從而創造中興局面。沒有慈禧，就沒有洋務運動。而洋務運動為中國現代化的起始，當成定論。

　　慈禧對漢臣的倚重，當首推曾國藩和李鴻章。尤其後者"坐鎮北洋，遙執朝政，凡內政外交，樞府常倚為主，在漢臣中權勢為最巨"。他們二人去世相隔近３０年，慈禧在他們去世後均表達了萬分的痛惜。比如，李鴻章因為和列強週旋（主要是和沙俄談判收復東北）時累死，尚在回鑾途中的慈禧太后"為之流涕"，"震悼失次"。對於多年前去世的曾國藩，在她與曾國藩子曾紀澤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説"也是國家運氣不好，曾國藩就去世了。現在各處大臣，總是瞻徇的多"。當曾紀澤説"李鴻章、沈葆楨，丁寶楨，左宗棠均忠貞之臣"時，慈禧説道"他們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趕不上"。既表達了她的惋惜又表達了她的用人之道--一種放眼長遠的戰略。

　　于內政方面，慈禧一直被當成守舊派的總後臺。其實，她是一個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迴旋縱橫的政治家，而不是簡單的用一種標簽就可以定性的人物。她一直支持洋務派，但是又經常遭到清流派和頑固派的抵制。為了教訓這兩個在朝廷中重要的派系，她採取了相當策略的手段。比如，１８６６年洋務派擬設天文算學館的議案一齣，馬上遭到文淵閣大學士倭仁的反對。他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以中國之大，"不患無才"，"何必師事洋人"。慈禧見倭仁如此頑固，即令他從全國範圍保舉數員精通自然科學的中國教師，另行設館授徒，與洋教習比試一下。倭仁經過一段時間，一個勝任的人也找不到，最後説"奴才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不過，倭仁心中還是不服的。慈禧便安排他去總理衙門上班，要他知道和洋人打交道的難處。為了避免和洋人接觸，倭仁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故意從馬上摔下來而請長假，當朝廷免除了他的職務後，他就"豁然痊癒"了。

　　在治理清流方面，慈禧也是很有手段。中法戰爭期間，清流派代表人物張佩綸高論戰事，對洋務派的軍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顧。慈禧乃順勢任命張佩綸為"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張的遭遇可想而知，最終臨陣逃跑，而福建水師全軍覆沒。後來論者認為張"以書生典兵，甲申馬江之敗，身名俱裂矣"。最近又有論者認為朝廷讓張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其實是對張佩綸實行的保護措施。只是他自己不爭氣，毫無價值地葬送了福建艦隊，民憤極大。清政府給以懲處，這是張佩綸咎由自取，並非什麼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陰謀"。即便不是陰謀，但是也見慈禧用人方面的不拘一格和平衡技巧。

　　至於義和團事，一般認為慈禧頑固地對八國的宣戰是其仇外的例證。此事的關鍵，在於她是否真的是控制局面的幕後策劃者。

　　綜合學者們的考證及多種記載，有四股力量影響甚至控制了慈禧：一是義和團本身，他們把慈禧嚇得半死。她説："我做夢也沒想到這場拳亂會給中國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

　　第二種力量是端王等皇族貴胄。他們才是唆使並脅迫慈禧的幕後人物。端王對太后最有力的論點，就是威脅：如果義和團得不到完全的支持，他們就會推翻皇座。他們以為與外國開戰會增強他的權力，而端王借此要使兒子入承帝位。所以他們慫恿慈禧太后相信義和團的法術確能避槍彈。慈禧不得已保留光緒皇帝稱號，立端王載漪子溥儁為大阿哥皇儲，為此導致外國和國內大臣的雙重反對。而端王又偽造了駐北京的列強外交團一份聯合照會，要求將國政大權交還光緒皇帝，從而刺激慈禧對抗列強。就連慈禧的親信榮祿在這時都不得不屈從於端王等人的勢力。

　　第三種力量是要借這個事件削弱王公力量的大臣，比如李鴻章。外國學者認為："真正的幕後操縱者卻是李鴻章，他在整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前從未得到足夠得認識。正是李鴻章，通過不斷向西方報紙散佈關於中國人的駭人暴行的虛假消息，狡猾地剌激外國列強武力干涉中國，這是他為了削弱鐵帽子們的基礎、恢復自己失去的威望的持續努力的一個部分。"

　　第四種力量就是西方列強。列強們早已迫不及待地要發動擴大對華侵略的果實。八國聯軍的目的也並不是拯救外國使館，而是為了趕在大清帝國土崩瓦解之前盡可能攫取更多領土，這個機會，他們時刻都在期待著。因此，西方學者認為，"義和團事件遠不是什麼中國人背信棄義的例證，倒是西方偽善的典範"。

　　面對此種變故，慈禧最終被上述各種力量裹脅，按照他們的意圖，幾近瘋狂地對八國宣戰，她不過是當時群體無意識的一個代表。慈禧的行為，也難以從一兩句話中得蓋棺之論。

　　

其三 新與舊

　　現在所看到的慈禧的油畫像和照片儘管都是１９０３年後的作品，但是，從年近七旬的這位太后的氣質和特意的裝扮中，分明能看出她力圖留住青春和權力的最後努力。晚年的慈禧，奮力地證明自己並不是老去的頑固的舊人。

　　慈禧在其銳意進取的時代（１８９５年以前），是積極支持洋務運動的。其中，以重塑中國國防最為重要。尚在１８７５年，當李鴻章和左宗棠就"海防"與"塞防"爭執不下時，慈禧認為兩者並舉為是，乃命左為欽差大臣，收復新疆。同時，支持李鴻章為防止日本而開始的籌建海軍計劃。這是第一次海防之爭時慈禧的態度。

　　１８８４年，當中法戰爭中福建水師全軍覆沒後，第二次海防之爭開始。１８８５年１０月，慈禧太后發佈懿旨："海防善後事宜，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同李鴻章，妥議具奏，醇親王奕譞一併與議，所有左宗棠等條奏各折片，均著給與閱看。"總理衙門"遵旨會議海防"，在復奏中認為："大致不外練兵、籌餉、用人、制器數大端，而目前自以精練海軍為第一要務"。於是，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海軍于當年１２月１２日正式成立，這就是北洋海軍。慈禧太后對中國海軍的支持，從她所説"惟念海軍關係重大，非尋常庶政可比"的話中可見一斑。

　　然而，自１８８８年北洋成軍後，海軍再也沒有購置新的戰艦。而日本在１８８８年後的六年間添置軍艦１２艘。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老佛爺要修圓明園，估工銀２０００萬至３０００萬兩。戶部無款可撥。於是，海軍衙門大臣奕譞、奕劻等為討好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數百萬之巨（具體數目有爭議），當然，還有大婚的光緒，用掉了五百萬。雖不能説甲午北洋的覆沒是因為沒有錢，但是，發昏的慈禧親手葬送了其苦心支持的海軍，當為定論。

　　甲午之敗，沒有敲醒慈禧，卻敲醒了一幫書生。書生們勇敢地上書，勇敢組織戊戌變法，反過來才敲醒了慈禧。而這正是因為變法觸動了老佛爺的地位。當她把書生鎮壓下去了，她也才安靜地思考自身角色轉化的問題。這個舊老太，逐漸要做一個令人吃驚的新人！

　　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後十年間（１８９８年～１９０８年），無疑發生了精神和人生上的多重變化。她估計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會因為變法而喪失，所以發動政變。但是，並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説慈禧斷送了中國的改革進程。其在斷送百日維新後推進的許多措施，不僅實現了百日維新的目標，而且完全超過了當時康梁的膽識。

　　１８９８年底京師大學堂的成立，令人深思地採取了梁啟超提出的"中西並用，觀其會通，無得偏廢"的辦學方針。

　　在八國聯軍的打擊下，慈禧以光緒帝名義擬定《變法詔書》："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其改革內容為"參酌中西要政，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兩年前菜市口的六顆人頭，掉得何其冤枉。

　　慈禧的改革，終結的是數千年的歷史。１９０１年７月２４日，清廷明令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數千年的夷夏大防的思想從體制上壽終正寢。當年１２月２３日，慈禧發佈懿旨，破除滿漢不通婚禁令，禁止婦女纏足。一個不知道從何時開始的全民族的陋習，一個曾經還被心靈扭曲的士大夫們吹捧的摧殘婦女的惡習，最終被這個女人終結了。

　　大清皇朝建立後，曾經因為其盛極一時的狀態令西洋社會懾服。但是，同樣是那個時代的西方啟蒙思想家們，他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停滯的民族。導致這個民族停滯的重要原因在於八股文和科舉取士。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經慈禧太后恩準，清王朝下詔廢止科舉制。開始於隋煬帝大業元年（公元６０５年）的帝國考試製度退出歷史舞臺。

　　慈禧並不明了其所做所為的歷史意義。就如同她在廢除科舉後第二年做出的同樣她可能不知道意義的舉措那樣：１９０６年９月１日，慈禧做出了發佈立憲詔書的決定。甚至包括兩年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的頒布，在慈禧那裏，不過是點點頭的事情。為了點這個頭，國人等了太久。

　　《憲法大綱》頒布三個月後，光緒和慈禧相繼死去。挽救滿清王朝命運的最後的改良努力失敗了。（來源：世界知識）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