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和溥儀

　　1931年9月的盛京氣象

　　瀋陽，是溥儀的祖先當年曾經駐留的“帝京”。不過1931年9月的瀋陽氣象已經完全不同。瀋陽是當時東北地區最大的都市，人口70萬，城市規模、功能與北京、上海、天津相比還略遜一籌，但已是中國當時的第四大城市，氣象繁華，各國人流熙來攘往。“原因就是國際化程度高，説句實話，比起現在的瀋陽都要更國際化:當時領事館有16家，僑民有30余萬。火車直接通往國外。”遼寧社科院專門研究30年代東北歷史的研究員張志強介紹。

　　當然，所謂國際化，並不僅僅是硬體，更多的是市民心態。9月16日《盛京時報》的一條花邊新聞評論了“近來瀋陽青年男女受歐風西化之影響，皆醉心男女歡合事，尤以學校男女學生為最多。每年臨時快樂的父母，用敏捷毒辣的手段，導致嬰孩死亡，其數目不可計算。”這條新聞的標題是大字的“棄子”。瀋陽正為它的國家化歡喜而煩惱著。

　　與東北其他城市相似，瀋陽奉行的是二元政治體制:日本人在日俄戰爭後，以滿鐵附屬地為名，管轄著自己佔領的區域;張氏政權在另外的區域忙於建設:從交通、城市規劃、商業、教育等方面野心勃勃地製造一個繁華的都會。也許就是雙方的競爭之心，才造成了瀋陽飛速的發展。“按照現在的説法，張氏政權搞了不少開發區。”張志強説。張作霖和張學良長年聘請意大利和比利時的市政規劃人員和建築師在瀋陽破土動工，先後建設了大東新市區、惠工工業區等。“裏面的建築群落全是歐洲風格的，你看老瀋陽北站，高穹薄殼，現在也不落伍。”車站外是筆直輻射出去的大道，旁邊是高大的樹木。完全歐化的新區域使得人們在目睹當時的瀋陽照片時仍不習慣。

　　當時瀋陽工商業均具備國際化特徵，除了為數眾多的日韓企業外，英、美、法、德均在此地開設有銀行和企業。國內也有江浙幫、閩粵派、直隸幫等各種商業團夥在此地競爭。瀋陽當時也是東北鐵路樞紐，五條鐵路通向朝鮮、蘇聯、北京、阜新和大連。市民交通以追逐新潮為樂，當時有軌電車在瀋陽已常見，而小汽車數量不輸于北京。關於坐火車到城外域外旅行的廣告，也開始出現在這時間的瀋陽報紙上。

　　説到工業，“瀋陽的近代城市工業體系可不是日本人造起來的，這種觀念一定要糾正。”張志強説。上世紀20年代是瀋陽重工業的形成期，當時日本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大連搞“大大連主義”，張氏政權因而在瀋陽大力發展重工業:3萬多人的東三省兵工廠佔地1000畝;服務全中國的無線電通訊業直通歐美;全中國的第一個造幣廠、第一台載重汽車都出現在這裡。大量的民族資本家也在此地發展。“從某種程度來説，正是瀋陽的發展，導致了日本更大的貪婪。”瀋陽作家馬秋芬説，因為“九一八”之後，這些企業無一例外地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9月16日的瀋陽報紙上，“奉天肇新陶瓷公司”的廣告佔據了一席之地。這是肇新陶瓷常做的廣告，它生産的磚瓦和陶瓷是當時東北一帶的名牌産品。所有者杜重遠是瀋陽一直在鼓吹反對日貨的民族資本家。作為陶瓷專家的他設立奉天肇新陶瓷公司，首創中國機械制瓷，將日本的“大華”等工廠擊垮。他被日本人告到法庭上，在法庭上，他的著名演説是“泣血告同胞書”。

　　9月16日的東北，還在忍受著日本軍隊的頻繁演習。“長春日軍示威演習，城郊又遭蹂躪”。《北平晨報》報道當日的日軍演習用了這樣的標題。“東北各地日軍，不時演習野操，駐長春之日軍第三旅團第四聯隊，與獨立守備隊，分為二組，此前未通知我地方當局，竟演習攻防長春戰。劃城西北散步關，五里堡，新立屯，及城西南之黃瓜溝，田家油坊，城後堡等地為戰場，幾日槍炮聲最烈，晝夜不息，鄉民飽受驚虛，而田禾菜圃，又多被蹈毀。”

　　溥儀的家事與國事

	文繡

　　9月16日的《北平晨報》登出這樣一則新聞：《溥儀家庭風波可望和平了結》。文章説，當天午後2時，雙方律師約見，“淑妃(文繡)大勢已趨脫離一層”，“承諭：事已至此，只可照脫離協商條件。”

　　家庭危機好像並沒有影響在天津靜園內的溥儀的日常生活。這一天，除了照例召見了鄭孝胥、胡嗣瑗、陳寶琛這些前清的遺老遺少外，溥儀與一個侍從打了兩場網球——溥儀喜歡高爾夫和網球，寄居天津還在靜園修建了一個小型高爾夫和網球場，兩者當中又尤其熱衷網球，“凡有網球名手來天津比賽，他總要前往一觀”，溥儀的二妹、三妹以及他的幾個隨侍都是他的球伴，今天雖然兩局分別以4：6和5：7輸掉了。但“在這一點上他還算民主，絕不像慈禧那樣輸棋也要殺人”，自1979年便開始研究溥儀的吉林社科院研究員王慶祥説。

　　就在一天前，溥儀與文繡各自的代表終於就離婚贍養費達成一致。最初要求15萬的文繡做了很大讓步，接受了5.5萬這個數目，只要求一次交付現金，並在短時間內辦理手續。文繡是在8月25日向溥儀提出離婚的，當天下午，她藉口外出看戲散心，得到“恩準”後，文繡、文珊並一貼身太監，乘坐溥儀汽車馳出靜園大門，直奔國民飯店，與早已等待在此的三位律師協商起訴離婚之事。當晚的靜園上下亂成一團，而在文繡逃出靜園的第二天——1931年8月26日，這條新聞便不脛而走，“前清廢帝家庭之變”的消息佔據了當時天津各報的顯要版面。

　　與文繡素來不睦的婉容此時堅定地陪伴在溥儀身邊，不僅如此，兩人還積極為席捲大半個中國的水災賑災——溥儀捐贈了一棟樓房，婉容則捐出自己的珍珠項鏈和大洋，這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京、津、滬的報紙上都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其中《大公報》以“溥浩然(溥儀)夫人捐珍珠賑災”為題做了專題報道。於是在1931年的夏天，溥儀因“離婚”和“賑災”而兩度成為媒體主角。在水災已經成為這兩個月中國的公共事件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捐獻者都能夠在報紙上得到彰顯——9月16日，北平花市大街的張姓醫師決定從當日起捐獻所有診金的新聞也上了報紙，和當時“皇帝”的捐獻新聞並列。

　　這場蔓延中國南方的大水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所有的報紙都已經被鬧到疲倦，大水的新聞已經從主角淪為花邊，只有《湖北水災日刊》還在細心地報道當地水災的一切:三天內，湖北省接到浙江、上海、湖南等地遣送回來的災民1184人;荊沙地區災情嚴重，“一片汪洋，災區擴大;高原下濕，共嘆淪胥”:嘆的是湖北監利一號堤終於在長江大水的衝擊下崩潰，“人畜室糧同時飄零”。世界紅十字會組織在漢陽覓得義地一大塊，為收埋浮棺之處，到9月16日，已經收埋了158具。“漢口街市水漸退，洋車數百又行活動於各主要市區，居民驟觀陸地復現，皆甚珍奇，睡落中一大問題為腐爛，指貨物與死屍，救濟人員現正督促工人清除，平漢車一部已開通，通車一週內可復雲。”

　　遠在江淮流域的洪水被一個人的奇思妙想和東北聯絡起來:9月10日，總司令部的宣傳處長蔣堅忍，提議將江淮一帶的災民500萬應急送東三省屯墾，據説“各方對此案現正鄭重討論中，原因為長江流域人口過擠，送往邊疆自屬於國家有利，且長江受災農民，既已將田産一概損失，若由政府給資，運往邊疆，更屬計之得也”。

　　雖然還有一個多月才到自己的生日，但9月16日這天，婉容收到了榮惠和敬懿兩位太妃送的衣料、香皂、手絹、生髮油、香水等“韆鞦貢品”。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手下的鹿鐘麟趕出故宮時，身邊還有光緒、同治留下的4位太妃，彼時送禮的兩位都是同治之妻。按照規矩，長輩太妃給“皇后”的貢品要在生日前早早送出。

　　1931年已廢除帝制20年，但在遺老遺少們眼中，溥儀仍是高高在上、凜然不可侵犯的“清朝宣統皇帝”。文繡的一個哥哥在得知其妹要求與“皇帝”離婚後，曾在天津《商報》上發表公開信，稱“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餘載”，且不説皇帝並無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應耐死忍受”。他痛心疾首地訓斥文繡“糊塗、荒謬、大膽妄為、辱沒祖宗，終不免為社會上人唾罵而死！”

　　“靜園”之外的軍閥混戰

	初到天津、身著時裝的婉容

　　“説起文繡和我離婚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婦間的不正常的生活。”若干年後，被成功改造成共和國公民的溥儀極其誠懇地挖掘了自己的靈魂深處，他認為婚姻失敗的原因在於“我的興趣除了復辟，還是復辟”。天津的靜園成了溥儀復辟夢想的策源地。

　　1929年，溥儀就搬到了陸宗輿的這所房子，並將原名“乾園”改為“靜園”。“我給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層用意的”，溥儀回憶。

　　1931年9月前兩月，溥儀正在日本留學的二弟溥傑和妹夫潤麒，被鹿兒島駐軍某聯隊吉岡安直大隊長邀請做客。臨告別時，對方曾説:“回到天津，請轉告令兄，別看張學良在東北為所欲為，不久中國東北也許會發生什麼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時機到來。”之後，為了探聽虛實，溥儀曾接連派出三批人員，一批在天津市內，一批派到日本國內，還有一批前往東北。9月16日前後，溥儀手下的一個重要人物——警衛處長佟濟煦被派到奉天。“據我所知，上東北的有兩人，一人專門了解關東軍及日方其他部門的消息，另一人則以聯絡東北遺老為目標，此即佟濟煦。”溥儀的隨侍李國雄後來向王慶祥回憶。

　　佟濟煦在奉天面見袁金鎧和熙洽等人以後，萬分激動地返回天津，向溥儀報告説:“時機已至，切莫遲疑，東北乃我大清龍興之地，數千萬臣民正翹首以待，盼皇上幸臨！”聲淚俱下中，佟濟煦還把在東北帶來的一塊土用手帕包著獻給溥儀，“皇上得到這塊土，預兆將得到整個滿洲的領土！”溥儀後來還多次動情地向周圍人描述這一場景，“我接過土來，用鼻子聞聞，實有一股祖居龍興聖地的芳香……”

　　當“九一八事變”的消息9月19日傳到天津時，溥儀傳下諭旨:“關外之變是否影響到我尚不可知，但不能不先有籌劃。”“我從一聽見事變的消息，每分鐘都在想到東北去”，但身邊忠誠的“老臣”鄭孝胥倒是很老道地提醒他不必太急，他説，“日本人遲早會來請皇上”。

　　很難説當時的軍閥混戰與溥儀的復辟有什麼明確的直接聯絡，但是，混戰的局面確實給了溥儀以新的機會。

　　9月16日，閻錫山在通過各家報紙表明他的“心跡”。因為張學良東北軍對蔣的支持，中原戰局急轉直下，反蔣聯軍土崩瓦解，閻錫山被蔣介石要求出國，他在《心跡》中卻表明願意“去西北辦實業，不願出國，俟父病癒，放能離晉。無其它企圖，不可相逼太甚”。這天的《華北日報》報道顯示:公開表明的心跡是閻手下大將徐永昌根據他的話草擬的通電稿，據説閻不日將自己親自表明心跡。

　　“張是最瞧不起文人的，他大概從年輕時候就覺得文人不能成事。”採訪過張學良的台灣學者郭冠英説，但是，此時的張大約處於人生得意期，並沒有制止報紙上連篇頌揚的表示。張學良進入關內，目的是進一步的發展，雖然帶走的軍隊不多，還是給東北防務造成了空虛。

　　張學良支持蔣介石，聲討閻錫山、馮玉祥的“巧”電，是1930年9月18日發出的，而日軍恰恰在一年後的同一個“巧”日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