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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1896~1979)字濟之,湖北鐘祥人,清華畢業後留美,獲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中國考古學開山之人,曾主持安陽殷墟等重大考古發掘。
他有一個夢想。
這個年輕的中國學生在“自撰簡歷”的最後寫道:“要是有機會,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跡,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
那一年,他22歲,即將去哈佛攻讀人類學。後來,他果真去“刨墳掘墓尋古跡”了,只不過並沒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東。
1926年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掘,他成為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1930年主持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發掘,他讓龍山文化呈現於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已成為中國遠古曆史的標誌性術語,許多對考古學一竅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詳。只不過,大多數人對他卻是聞所未聞。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説變為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名字———李濟。
我們關於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濟給我們劃定的。他領導的安陽發掘,對20世紀整個下半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包括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高去尋在內的中國考古學界領袖人物,都是在安陽接受的考古學訓練。
已故的考古人類學大家張光直以台灣中研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的權威身份,曾對自己的導師李濟做過評價:近60年的歲月裏,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後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佔據支配地位。
如果不將張光直所説的“中國學界”縮小為台灣學界,那麼他的判斷顯然過於樂觀了。李濟在1948年年底隨史語所遷臺,這一選擇很難以優劣論,但其所造成的尷尬局面卻是顯而易見的。
1959年,以《考古》雜誌為代表的大陸考古學界對李濟發起了猛烈的“圍剿”。李濟的兒子李光謨甚至還收藏了當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濟。此後,和許多政治上選擇錯誤的著名學者一樣,這個名字逐漸消逝在我們的閱讀視野中。
不知道李濟對於此種“圍剿”的反應如何,但他曾對1949年後大陸的考古發掘報告提出過嚴厲的批評,認為其中缺乏實際材料,充滿了政治術語,對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內容居然都號稱“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貫的標準,這些根本都夠不上考古學。”李光謨對記者感嘆道。
據説,直到後來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報告出來以後,李濟對大陸考古學的印象才有所改變,他自己的文章中也開始引用大陸學界的資料。
李濟去世後,留給李光謨一筆遺産,李光謨提出捐贈一部分設立“李濟考古學獎學金”。當時社科院考古所本來已經同意了,但經“請示”後,此事卻不了了之。李光謨聽説,有領導在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會上講:不能以一個1949年離開大陸的人的名義來設立獎學金。
李光謨説起此事來直搖頭:“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來是中國第一個考古學獎學金的……”
兒子眼中,李濟相當固執,總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彎的,有時候。”
李濟去世後,人們回憶:“他是一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但他對待真心為學的人則給予最大的幫助。”其實豈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簡直就是可惡。台灣名人李敖就曾寫過文章,稱李濟為“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李濟因固執而獲罪為“學閥”,但饒是刻薄如李敖,也從不否認他身上“迷人”的一面。
李濟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是在殷墟,此後,考古學家和他發掘的遺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陸的李濟,晚年心中是否牽掛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樣一番滋味?
這些問題,由於長期的兩岸阻隔,甚至連李光謨也無法回答,但他説:“1977年,李濟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是《安陽》,可見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