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1896～1979）字濟之，湖北鐘祥人，清華畢業後留美，獲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中國考古學開山之人，曾主持安陽殷墟等重大考古發掘。

　　他有一個夢想。

　　這個年輕的中國學生在“自撰簡歷”的最後寫道：“要是有機會，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跡，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

　　那一年，他22歲，即將去哈佛攻讀人類學。後來，他果真去“刨墳掘墓尋古跡”了，只不過並沒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東。

　　1926年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掘，他成為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1930年主持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發掘，他讓龍山文化呈現於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已成為中國遠古曆史的標誌性術語，許多對考古學一竅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詳。只不過，大多數人對他卻是聞所未聞。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説變為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名字———李濟。

　　我們關於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濟給我們劃定的。他領導的安陽發掘，對20世紀整個下半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包括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高去尋在內的中國考古學界領袖人物，都是在安陽接受的考古學訓練。

　　已故的考古人類學大家張光直以台灣中研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的權威身份，曾對自己的導師李濟做過評價：近60年的歲月裏，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後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佔據支配地位。

　　如果不將張光直所説的“中國學界”縮小為台灣學界，那麼他的判斷顯然過於樂觀了。李濟在1948年年底隨史語所遷臺，這一選擇很難以優劣論，但其所造成的尷尬局面卻是顯而易見的。

　　1959年，以《考古》雜誌為代表的大陸考古學界對李濟發起了猛烈的“圍剿”。李濟的兒子李光謨甚至還收藏了當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濟。此後，和許多政治上選擇錯誤的著名學者一樣，這個名字逐漸消逝在我們的閱讀視野中。

　　不知道李濟對於此種“圍剿”的反應如何，但他曾對1949年後大陸的考古發掘報告提出過嚴厲的批評，認為其中缺乏實際材料，充滿了政治術語，對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內容居然都號稱“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貫的標準，這些根本都夠不上考古學。”李光謨對記者感嘆道。

　　據説，直到後來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報告出來以後，李濟對大陸考古學的印象才有所改變，他自己的文章中也開始引用大陸學界的資料。

　　李濟去世後，留給李光謨一筆遺産，李光謨提出捐贈一部分設立“李濟考古學獎學金”。當時社科院考古所本來已經同意了，但經“請示”後，此事卻不了了之。李光謨聽説，有領導在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會上講：不能以一個1949年離開大陸的人的名義來設立獎學金。

　　李光謨説起此事來直搖頭：“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來是中國第一個考古學獎學金的……”

　　兒子眼中，李濟相當固執，總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彎的，有時候。”

　　李濟去世後，人們回憶：“他是一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但他對待真心為學的人則給予最大的幫助。”其實豈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簡直就是可惡。台灣名人李敖就曾寫過文章，稱李濟為“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李濟因固執而獲罪為“學閥”，但饒是刻薄如李敖，也從不否認他身上“迷人”的一面。

　　李濟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是在殷墟，此後，考古學家和他發掘的遺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陸的李濟，晚年心中是否牽掛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樣一番滋味？

　　這些問題，由於長期的兩岸阻隔，甚至連李光謨也無法回答，但他説：“1977年，李濟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是《安陽》，可見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