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歷史便沒有白活

央視國際 2004年09月07日 14:11

　　沈志華家裏有一間專門存放檔案的房間，幾十個紙箱，每份檔案，他都可以講出一段故事。

　　俄羅斯使館的岡察洛夫，原來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後來到外交部任職，曾出任駐華使館首席參讚。沈志華和他是通過學術界的朋友認識的。岡察洛夫不僅抽出時間，連續數小時解答沈的疑難，一一解釋很多檔案原件中難以辨認的手寫批語和簽名，而且還把自己做研究時的好多資料贈送給他。“比1994年葉利欽送給韓國總統金泳三的還多。”沈志華喜滋滋地説，像是一個突然掉進了糖果堆裏的孩子。

　　德國學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華只是在學術討論會上見過他一面。然而當沈志華知道他掌握了一批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的俄國檔案，並通過電子郵件向他索取時，他非常慷慨地按照沈提供的目錄一一複印並郵寄到中國。

　　還有美國獨立學者威瑟斯比女士。作為一位俄羅斯問題專家，威瑟斯比曾多次赴俄國檔案館查找文件，個人積累了大批原始資料。當沈志華在美國向她談起收集俄國檔案的困難時，她不僅熱情地帶沈到書房參觀，詳細介紹自己所收藏的檔案文獻，而且還利用假日親自複印這些材料，無償提供給他。

　　“這些人對我的刺激挺大的。”沈志華説。對他刺激大的，還有另外一些事。

　　國內某位學者，手裏有一本新出的俄文書，沈志華想借來複印一下，不行。再問“能不能告訴我具體的書名、出版社，我自己想辦法找去？”也不行。

　　某家研究機構訂有一些俄國雜誌，沈志華想去看看。第一次，人家沒説什麼。第二次再去時，那些雜誌全被收了起來。

　　“我帶回來的檔案，全部公開。誰需要都可以查。”沈志華説：“我就是要給他們做一個榜樣。”

　　他把從俄羅斯和美國蒐集來的所有資料，自費複印一套送給北京大學圖書館，有的還自製成光盤，交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條件只有一個，就是必須供人自由查閱。

　　那些資料印壞了一台影印機，沈志華家裏的第二台，也不得清閒。他在京城南郊的別墅裏，經常住著來查資料的學界朋友和為論文找資料的研究生。

　　在獨立學者的身份之外，他最看重的是老師這個稱呼。“沈志華在黨校講課，每次都是人滿為患。”韓剛説。好多次，課結束了，底下的學生不走，不停地鼓掌，沈也只好一次次返場，像歌星似的。一個北大的學生説，聽沈老師的課，讓人腦袋開竅，不僅是他講課的風格，更是他告訴你的歷史真實的力量。

　　“歷史教育，一定要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他説自己這一代人曾經深受其害。“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蘇聯史教科書不能看。看了那些檔案，一腦袋汗，以前學的全是假的。教科書是幹什麼的，教學生的，教完以後他們的文化結構裏就是這套東西了，結果給人的都是假的，這不是害人嗎？”

　　“哎呀，這麼一説，我都想編教科書去了，這個責任更大。”他自己嘀咕。

　　作為一個獨立學者，他覺得，10年來，社會對他的認可，不僅是對他研究成果的認可，也是對他個人研究方式的認可。在體制之外，學術運作本身的渠道反而更為通暢和自由。“我想做什麼題目自己決定，用不著審批。我想寫什麼自己知道，找什麼我也知道，也知道哪去找。”

　　一位社科院的學者笑言，在某種意義上，沈志華可以作為衡量學術研究寬容度和自由度的標尺。

　　很多人説，沈志華是個理想主義者。在他自己看來，理想主義與其説是為改造世界或影響他人，不如説，首先是自我完善的需要。

　　“人，總要體現出你的價值。蕓蕓眾生，幾十億人，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必要？每個人都要尋找自己的位置。我以為，做生意體現不出我的價值。掙錢，有人比我掙得多得多。”沈志華執著于歷史研究的理由説起來很簡單：“我就是想把那些過去以為了解而現在看來並不了解的事弄清楚，這樣我才覺得沒有白活。”

　　也許，正如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所説：“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家的意義，就在於不斷地用新發現的史料解讀歷史，賦予歷史生命和靈魂，讓自己活得明白，也讓更多的人活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