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歷史便沒有白活
央視國際 2004年09月07日 14:11
沈志華家裏有一間專門存放檔案的房間,幾十個紙箱,每份檔案,他都可以講出一段故事。
俄羅斯使館的岡察洛夫,原來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後來到外交部任職,曾出任駐華使館首席參讚。沈志華和他是通過學術界的朋友認識的。岡察洛夫不僅抽出時間,連續數小時解答沈的疑難,一一解釋很多檔案原件中難以辨認的手寫批語和簽名,而且還把自己做研究時的好多資料贈送給他。“比1994年葉利欽送給韓國總統金泳三的還多。”沈志華喜滋滋地説,像是一個突然掉進了糖果堆裏的孩子。
德國學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華只是在學術討論會上見過他一面。然而當沈志華知道他掌握了一批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的俄國檔案,並通過電子郵件向他索取時,他非常慷慨地按照沈提供的目錄一一複印並郵寄到中國。
還有美國獨立學者威瑟斯比女士。作為一位俄羅斯問題專家,威瑟斯比曾多次赴俄國檔案館查找文件,個人積累了大批原始資料。當沈志華在美國向她談起收集俄國檔案的困難時,她不僅熱情地帶沈到書房參觀,詳細介紹自己所收藏的檔案文獻,而且還利用假日親自複印這些材料,無償提供給他。
“這些人對我的刺激挺大的。”沈志華説。對他刺激大的,還有另外一些事。
國內某位學者,手裏有一本新出的俄文書,沈志華想借來複印一下,不行。再問“能不能告訴我具體的書名、出版社,我自己想辦法找去?”也不行。
某家研究機構訂有一些俄國雜誌,沈志華想去看看。第一次,人家沒説什麼。第二次再去時,那些雜誌全被收了起來。
“我帶回來的檔案,全部公開。誰需要都可以查。”沈志華説:“我就是要給他們做一個榜樣。”
他把從俄羅斯和美國蒐集來的所有資料,自費複印一套送給北京大學圖書館,有的還自製成光盤,交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條件只有一個,就是必須供人自由查閱。
那些資料印壞了一台影印機,沈志華家裏的第二台,也不得清閒。他在京城南郊的別墅裏,經常住著來查資料的學界朋友和為論文找資料的研究生。
在獨立學者的身份之外,他最看重的是老師這個稱呼。“沈志華在黨校講課,每次都是人滿為患。”韓剛説。好多次,課結束了,底下的學生不走,不停地鼓掌,沈也只好一次次返場,像歌星似的。一個北大的學生説,聽沈老師的課,讓人腦袋開竅,不僅是他講課的風格,更是他告訴你的歷史真實的力量。
“歷史教育,一定要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他説自己這一代人曾經深受其害。“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蘇聯史教科書不能看。看了那些檔案,一腦袋汗,以前學的全是假的。教科書是幹什麼的,教學生的,教完以後他們的文化結構裏就是這套東西了,結果給人的都是假的,這不是害人嗎?”
“哎呀,這麼一説,我都想編教科書去了,這個責任更大。”他自己嘀咕。
作為一個獨立學者,他覺得,10年來,社會對他的認可,不僅是對他研究成果的認可,也是對他個人研究方式的認可。在體制之外,學術運作本身的渠道反而更為通暢和自由。“我想做什麼題目自己決定,用不著審批。我想寫什麼自己知道,找什麼我也知道,也知道哪去找。”
一位社科院的學者笑言,在某種意義上,沈志華可以作為衡量學術研究寬容度和自由度的標尺。
很多人説,沈志華是個理想主義者。在他自己看來,理想主義與其説是為改造世界或影響他人,不如説,首先是自我完善的需要。
“人,總要體現出你的價值。蕓蕓眾生,幾十億人,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必要?每個人都要尋找自己的位置。我以為,做生意體現不出我的價值。掙錢,有人比我掙得多得多。”沈志華執著于歷史研究的理由説起來很簡單:“我就是想把那些過去以為了解而現在看來並不了解的事弄清楚,這樣我才覺得沒有白活。”
也許,正如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所説:“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家的意義,就在於不斷地用新發現的史料解讀歷史,賦予歷史生命和靈魂,讓自己活得明白,也讓更多的人活得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