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探賾索隱的獨立學者

央視國際 2004年09月07日 14:05

　　1995年，俄國學者列多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公佈了米高揚關於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訪問西柏坡給蘇共中央報告的全文，其中引用了兩份俄國檔案：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中説，中國革命勝利後，將倣照蘇聯和南斯拉伕的模式，實行一黨制；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電説，蘇共不同意這種做法，認為中共應該吸收其他黨派參加。

　　由於米高揚的報告只是轉引了電報的部分內容，也沒有註明檔案出處，而在中國檔案中又沒有發現這兩份檔案，於是，有中國學者對俄國檔案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並先後在中國四種主要史學刊物上發表質疑和指責性文章。

　　“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的説法，與當時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這是事實，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這恰恰正是歷史學家應該研究的問題。”

　　沈志華認為，學者沒有把精力用於探賾索隱，而是輕易地否定俄國檔案的真實性，顯然更多地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這種學術氛圍不利於歷史研究。

　　沒有單位、沒有上級主管部門、沒有每年要發幾篇論文的考核標準，沈志華對自己的定位是“書生”。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的身份，是“獨立學者”。

　　他所堅持的學術原則，一是中立，比如，寫論文從不説“我黨”“我國”，就是“中國共産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二是不為成見左右，一切靠史實發言。

　　歷史的魅力在於其豐富、具體，充滿各種可能性和偶然性。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應該是還原和解讀歷史，説明歷史的經過，解釋它發生的原因，而不是為它們貼上是非對錯的標簽。然而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都被政治化、簡單化、概念化。

　　“內容豐富多彩、具體生動的歷史變成了單調、僵死和乾燥無味的教條，變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個時期似乎成了一種風氣。總的説來，片面性，抽象性，簡單化，絕對化，現代化，是這幾年曆史教學和研究中突出的缺點。”這是歷史學家翦伯讚在20世紀50年代發出的感慨。這種情況，到今天也沒有根本的改變。“歷史經過教科書的簡單歸類變成了政治宣傳，學生還沒學就知道誰好誰壞，誰是進步的誰是反動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徐天新教授説，這樣的歷史，不能豐富人的頭腦和思想，不能讓人看到世界的複雜性。

　　比如，提起朝鮮戰爭，浮現在很多人腦子裏的，仍然是“抗美援朝”、是政治立場、敵我分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消除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心中的屈辱感等等。

　　“而沈志華的研究完全不一樣。”徐天新教授説。

　　在這本被《書城》雜誌評為“2003年漢語界十大好書”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中，你看到的，是中俄兩國最新公佈的檔案文獻和口述史料，是翔實、客觀的史實陳述，以及由此做出的推論———這場戰爭的爆發，是由於冷戰和意識形態的對立阻隔了大國之間的對話和溝通，使各方陷入了理解的盲點，在處理國際事務和相互關係時根據直觀的錯誤判斷採取了錯誤的決策和行動。

　　本書改變了過去就中美關係討論朝鮮戰爭的視角，從中蘇關係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場戰爭，著重分析了中蘇同盟與朝鮮爆發的戰爭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中蘇結盟後對朝鮮問題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後作為同盟國的中國與蘇聯各自的考慮及不同對策，毛澤東是什麼時候以及怎樣下決心派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

　　在論及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時，沈志華提出，如果在1951年1月13日，即中國軍隊入朝不到3個月、取得第三次戰役勝利後，屯兵三八線附近，接受聯合國提案開始停戰談判，那麼“無論在政治、外交還是軍事上，都對中國極為有利”。但是，因為毛澤東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錯過了這個機會，而導致中國從人員傷亡到政治、外交、經濟等各方面，都付出了本不應該付出的多餘代價。

　　徐天新教授認為，通過這些新的檔案，可以發現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比如中蘇之間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鐵板一塊”，而是充滿了微妙複雜的博弈。至於沈解讀這些史料提出的觀點，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但這種不受固有結論約束、一切從史實出發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最大的突破。

　　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韓剛教授説，我們目前的歷史研究尤其是現代史研究，嚴格説來，很多都不是科學，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從結論出發而不是從事實出發。每個事件都有預先定好的結論，無論發現了什麼新的材料，研究者只能按照那個結論來詮釋史實，只能增添論據而不能改變結論。這種研究，根本無法與國際學術界對話。

　　要改變這種狀況，恢復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的生命力，除了要讓歷史研究與政治宣傳剝離之外，關鍵還必須佔有第一手的、而不是被人取捨和剪裁過的檔案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