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性命雙修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16日 15:42

　　中國養生文化能夠正視養生的客觀因素

　　所謂客觀因素，實際上包括人的先天遺傳，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等方面，祖國養生學認為上述條件與人的健康長短有著直接的關係。

　　大致在秦漢時期，祖國養生理論就認識到了自然環境與健康長壽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絡，如《呂氏春秋》中就已經論述了水質與健康的關係：“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盡數》）《黃帝內經》則明確地提出了地理環境與長壽密切相關，認為優美的環境、適宜的水土有利於健康長壽。東漢王充在《論衡》中也明確提出了人的壽夭取決於稟受父母先天之氣的強弱，他説：“夫稟氣渥則體強，體強則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可見，在漢末的養生理論中，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健康長壽與和先天遺傳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後世的歷代養生家對此也多有論述。明代張景岳提出：“先天強厚者多壽，先天薄弱者多夭。”（《景岳全書傳忠錄先天后天論》）

　　由於每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會之中，所以影響人們健康長壽的因素除了先天遺傳和自然環境之外，社會環境也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黃帝內經》早就注意到了社會生活對人的身心分行存在重大影響，該書的《素問疏五過論》稱：“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侯王，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為攣。”這就強調了社會地位的變更勢必影響人的情志活動，從而形成致病之源。

　　應當看到，中國養生學作為一門極具生命活力的古老科學，注重客觀因素在健康長壽中的作用並不是它的最大特點。事實上，中國養生學所關注的重點完全是如何在已然的客觀條件中去努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以便達到卻病延年的養生目的。明代張景岳則一方面承認人的先天遺傳與壽夭關係密切，另一方面卻更為注重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他説：“後天之弱者常知慎，慎則人能勝天矣”。

　　自我調養

　　氣功調攝正是這樣一種改變人體素質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氣功的定義儘管五花八門，但總體上説，它不外乎是一種通過充分調動練功者的主觀能動性，以綜合性地進行意識、呼吸、按摩和肢體運動等訓練方式來調整、加強人體功能的自我鍛鍊方法。這種鍛鍊方法的根本作用就在於增強人體“元氣”。《黃帝內經》所説的“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正強調了氣功鍛鍊有助於培養人體真元之氣的觀點。

　　改造自然

　　我國古代養生家大多十分重視自然環境的選擇和改造。清代養生家曹慈山也“辟園林于城中，池館相望，有白皮古松數十株，風濤傾耳，如置身岩壑……至九十余乃終。”他在所著的《老老恒言》一書中還大力提倡：“院中植花木數十本，不求名種異卉，四時不絕更佳”；“階前大缸貯水，養金魚數尾”；“拂舉滌硯……插瓶花，上簾鉤”，十分重視在自然環境中創造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小氣候”。

　　適應社會

　　從養生文化的特點來看，人的主觀能動性則是以另一種方式錶現出來的，這就是強調個體必須通過“養性立德”來主動增強適應社會環境的能力，以便達到健康長壽的養生目的。至於如何“養性立德”，《黃帝內經》提出應該力求做到“恬淡虛無”，具體要求是“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不下相慕”。

　　中國養生文化中這種主張通過“養性立德”來增強社會環境適應能力的做法，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似乎失之消極被動，但從養生延年的觀點來看，它無疑也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作為中國傳統養生文化的重要特點之一，客觀因素與主觀努力並重這一特點的存在同樣不是孤立靜止的，它的産生本身就是儒、道兩種學説相互融合的結果。我們知道，早期儒家學説所關注的重要問題便是協調人際關係，在社會政治領域提倡積極進取，主張“知其不可而為之”。道家學説在承認自然規律客觀實在性的同時，還認為“天道”就是“無為”。人這個論題出發，道家必然要求“人道”也同“天道”那樣，應該無所作為，做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戰國末期，著名唯物主義思想家荀子出現後，才首次融合了儒、道兩家學説的長處，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嶄新哲學理論。荀子説：“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謂之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虛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在此基礎上，荀子進一步提出了“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宮，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之天”（《天論》）的觀點。中國養生文化中關於客觀因素與主觀努力並重的特點，正是在這樣一種哲學理論的指導下逐漸形成的。例如《素問，寶命全形論》説：“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