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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三節 另一類的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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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戰末期，電影還擔負了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地下抵抗組織進行聯絡的任務。卡瓦爾康蒂為了用降落傘把影片投送給遊擊隊而拍攝了《三支抗戰的歌》（１９３４）。有時，地下組織也把拍攝的片子送到英國。荷蘭的地下組織戰時在哥本哈根利用汽車和敵人進行攝影戰，穿上納粹服裝的司機手握方向盤，把納粹的活動以及自己一方偶爾進行的破壞活動記錄下來。這類影片有時通過瑞典送到英國，併為英國的新聞影片或紀錄片所採用。丹麥的地下組織大膽地利用來自英國的和自己的影片。有時，他們採取突襲方式，進入電影院強迫影院放映他們的地下電影。突擊隊員們把守住出入口，命令觀眾不得離開。影片放映完畢後，他們就像影子一樣消失了。許多戰時的丹麥人就是通過這種渠道看到反納粹電影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戰爭期間，和其它時期比較起來，全世界電影工作者由於戰爭原因擴大了流動和遷移。到處轉移的部隊或攜帶、驅逐著他們，使他們不自覺地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電影遺産。相對於電影製片廠的穩定作業，戰爭紀錄片的攝製者是四處“流浪”著完成一個又一個鏡頭拍攝的。同時，戰爭也引起很多電影工作者世界範圍內的的流動。
應當説，戰時紀錄片擁有很高的地位，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戰時紀錄電影工作者已經十分習慣於靠近權力的中樞機構。一旦戰爭結束，這種地位自然會被削弱。但並不等於就沒事幹了。實際上，戰爭結束了，但關於記錄戰爭，尤其是記錄戰爭罪行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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