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中國文化與屈原的悲劇 |
| |
屈原本就是皇裔，《離騷》中一開文就説：“帝高陽之苗裔”，這又暗合了儒家文化中的家國同構，同時又恰恰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南方文化的浪漫氛圍中，在特定的家庭教養和家族精神裏，在大統一的朝日噴薄欲出的歷史環境中，屈原完全接受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以及這個理想所包含的倫理意義和壯志雄心。
在《離騷》中，屈原寫道：“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這其中，有高陽帝之苗裔的祖宗榮耀感；有祖宗和神在一個黃道吉日把自己送到世上來的使命感；有父親對他的巨大希望；有自己與神、祖宗、家族、祖國人民連在一起的雄心壯志。屈原是以南方文化的神話氛圍、浪漫氣質、濃烈情感來吸收北方的禮樂制度、歷史理性和倫理精神的。他也確實沿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路在前進，同時又以自己的稟賦氣質在這條道路上撒滿了絢麗驚艷的浪漫之花。屈原作為一個具有遠大抱負的知識分子，以治國平天下這一時代的理想作為自己的目標。時代的趨勢和楚國的地位使屈原對治國平天下有更深的思考。在制度建設和政策措施上，屈原吸收了一些法家的東西，但總的而言，在思想建構和人格設計上，他卻完全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可以説，屈原的人生理想就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而這些又恰恰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支柱。屈原不但接受了這種理想，而且以原始的童心和熱情，以神話氣質和宗族精神去實行去看待這一理想。他超越了時代精神。南方文化的浪漫精神、無羈想象和哲學沉思給他的超越帶來的是驚麗絕艷的風采。但他苦苦執著於人際的是非、善惡、美醜，選擇了悲劇之路。
在這些前提下，屈原形成了個體獨特的悲劇形式。當他沿著儒家的正統理想勇猛前進時，卻遇上了楚王的昏聵。這些事實形成了就儒家、就中國文化而言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在中國文化中，弒君殺主不是實現理想而是實現野心和罪惡，仁人志士是絕對不幹的。再這種境遇中，儘管當時有則主而仕的風尚，獨特的屈原還是選擇了獨特的悲劇道路——懷沙自沉。賢臣昏君的政治悲劇在中國文化中其源遠矣，就當時而言，屈原的悲劇卻正是其在中國文化南北交融的獨特契機所形成的獨特理念而造成的。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屈原那裏，宇宙秩序（道），社會秩序（禮），心理秩序（內心的道德律令、忠）是合而為一的；它融鑄成為中國政治悲劇意識的基礎。這正是在中國文化下的屈原的悲劇。
<<前一頁 |
| |
|
|
視頻瀏覽器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