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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葛劍雄)
在阿爾及利亞的幾天,除了當天和第二天是由使館崔秘書陪同外,都沒有離開過警車開道和警察護送,享受著“國賓”待遇。
3月12日晚上,我們確定第二天去君士坦丁,地陪巴列姆按照當局的規定,向警察局申報。我們問為什麼不可早些通知警察,他説規定只能提前一天。當時得到通知,警察將在明天8點半到達,所以我們只能在8點半後出發。
13日早上,警察卻遲遲沒有出現,讓巴列姆打電話催促也沒有下文。我們問為什麼不能先走?他解釋説,如果是一般的旅遊者是可以的,但像我們這樣由官方安排的人就不行,一定得有警察護送,否則到了前面的關卡也會被攔住。等著等著,還不見警察的蹤影,黃海波讓巴列姆帶他到警察局去,回來説因為是週末,警察還沒有上班。我們決定出發,巴列姆只得聽從。車隊離城不遠,就見到一些路口都站著荷槍實彈的警察或軍人,有些地方還停著裝甲車。在經過一個峽谷時,我看到兩邊的山口都已建了永久性的崗樓,穿著防彈衣、背著衝鋒槍的軍人警惕地盤查著過往車輛。不過,無論哪類軍警過我們中國人都相當友好,即使忙於執勤,只要見到我舉手致意,必定立即回禮。
公路兩側都大片的果園,有的挂滿了沉甸甸的柑橘,有的怒放著潔白的梨花,橄欖樹一派蔥綠,紫色的苜蓿和不知名的野花裝點得遍地錦繡。不時可以看到果農在路邊支起一個木架,將柑橘和野果鋪在綠葉上,等待顧客挑選,遠遠望去就像一個立體的花圃。要是沒有恐怖活動,沒有爆炸和槍彈的威脅,我真想停下車來,盡情地享受這寧靜而多彩的田園風光,品嘗剛摘下的水果,或者與果農聊聊家常。但如今,我們只求平安到達,連停車拍照都已成奢望。
本來以為已經有了如此多的軍警沿途警戒,可以不必麻煩警察保護了,但到11時半,我們還是被截在一座小城附近,原來導遊接過電話,要我們立即返回小城。車隊駛入城中狹窄的十字路口,頓時將交通堵塞。但交通警還是要我們停車待命,他正在用對講機與警察聯絡。不多時,一輛黑色雷諾小車駛來,車上的便衣警察與導遊簡單交談後就指揮車隊跟上,小車一啟動,就警笛大作,帶著我們四輛作呼嘯而前。原來這是波維拉省的省會,由此往前就是敏感地區,非有警察護送不可。到下午6時我們進入君士坦丁市,一路換了五輛警車,每到一地,前面接班的警車已經在路旁待命。偶然前一站的警車尚未趕到,護送的警車必定不會離開。
快1點時,我們都已饑腸轆轆,但只能通過導遊與警車商量,能否就近找一個安全的餐館。幸而到了警察換班的時候,而路旁正好有一家小餐館,警察同意我們在此用餐。餐廳的侍者只會説當地土話,許易春的標準阿拉伯語無濟於事,大家只能口技和形體動作並用,一陣雞叫和羊咩後,端上了烤雞,羊肉卻不見蹤影,比劃再三,才明白羊肉賣完了。餐畢出門,見一位背著一支衝鋒槍的警察已在等候。看他一副慈眉善眼,我問能否與他照個相,他一個將我和海波拉在身邊。他見我緊盯著他的槍,就問:“要一要試一試?”還沒有等我回答,他就將槍套在我的脖子上。好傢伙,挺沉的,我怕一不小心走火,輕輕地將槍移一下位置就趕緊照相。還是海波大膽,將槍斜放在肩上做了一個對空射擊的姿勢。
第二天一早,一位虎背熊腰的便衣警察來到旅館,整天與我們寸步不離。君士坦丁城內街道狹窄,高低起伏,不用説停車,就是會車都相當困難。但有了這位警察,只要我們想停車,他就立即當起交警。我們的車在城裏轉了一圈又一圈,要不是他開道擋車,大概早已給堵在路上。不過,當我們要往城邊由下往上拍攝那座高橋時,他堅持不許,説那裏是多事地區,安全沒有保證。商量再三,他同意去一輛車,還要徵求當地值勤警察的意見。果然,路邊和前面路口站著好些警察,交涉後他隨拍攝車下山。休息就我問他要是發生意外怎麼辦,他立即將我一把拖到身後,拍拍腰裏的手槍,做了一個射擊的姿勢。
3月15日下午,又是幾批警車將我們由君士坦丁護送到阿納巴。在旅館安頓好後,我們三人想去附近網吧收發郵件。經導遊與警察聯絡,同意我們去,但要導遊帶上兩位阿爾及利亞司機陪同。其實不過百來米距離,但他們三人毫不怠慢,一直跟著我們。
16日上午,我們離安納巴去突尼斯,2小時的車程出動了四輛警車。在突尼斯的邊境檢查站,我在車中休息,等待辦理出境手續,一位警官特意來找“DOCTOR”,原來他已經完成了護送任務,向我告別。我向他鄭重致謝,一再向遠去的警車揮手道別。
我們感謝阿爾及利亞政府的關懷,感謝阿爾及利亞警察的悉心保護,但更希望這種狀況儘早結束。如果我們有機會重訪阿爾及利亞,但願這一切成為歷史話題。
2003年3月16日于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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