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擊死亡（4月27日）

------“SARS記者”的視覺日記

央視國際 2003年11月14日 14:41

　　從窗戶裏看過去，他躺在病榻上，看上去還是很強壯，臉色在眾多白衣的映襯下還算健康。我推門走了進去，這是我第一次接近治療中的SARS患者，我想這只是一次普通的診治。我還在拍攝中，悄無聲息的，確是毫無預警的，醫生搖著頭都離去了。我不可思議的看著護士在為那個人蒙上了床單，我愣在了那裏。

　　2003年4月27日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六日，進駐地壇醫院的第一天，我感到一切好像和自己預想的甚有差距。我們被領到醫護人員住宿的酒店裏，剛到的時候，正是吃午飯的時候，我們自己去飯廳吃飯，這裡和任何地方沒有什麼不同，這個中午和我的每個中午沒有什麼不同，我只是被拋在了這群和我毫無關聯的人中間。一時間，我不知該如何開始，有點茫然。

　　然而這只是暫時的，我們很快就進入了工作狀態。當天，我們就進入了醫院，第一次領教了防護服。潔凈並頗有科幻色彩的防護服穿起來卻是無比的講究和麻煩。新鮮感在五分鐘後便消失殆凈，我的護目鏡已滿是呵氣，一股股熱氣在我的背後升起。

　　我把探望劉洪波作為了我的開機儀式。劉洪波是臺裏第一個非典患者，儘管我和他素不相識，但在這非常時期的探望，無論如何也會讓人感受到窩心的溫暖。我忙著四處尋找鮮花。見到劉洪波的時候，他正在康復之中，對於我們的到來，他顯得很興奮。對啊，人生病的時候往往是最孤獨、最需要關愛的時候，但是對於SARS症患者來説，卻不能在病痛時握住親人的手。劉洪波很喜歡我拿去的花，在這滿眼的慘白中那束鮮花顯得無比的嬌艷和純粹。後來，劉洪波病癒出院後告訴我，那束花他留了好久，只要看到它就覺得生命還有希望。

　　接下來是我第一次到SARS症患者的治療室中去拍攝。我透過大的玻璃窗，看到他躺在床上。他看上去很強壯，也沒有任何不妥之處，我心中還暗想，他一定能度過劫難的。我推開門進去，在病床前開始了拍攝。這是一次氣管切開手術，一個半小時以後，事情突然發生了變化，醫生們紛紛搖著頭離去，護士留下，替那漢子蒙上了床單。霎時間，我反應不過來。我拉住了就要離去的護士，問，怎麼了。護士搖搖頭。他已經死了。

　　我不知該怎樣確切的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我想是應該是有恐懼的，死神就在那裏悄無聲息的降臨，拖走一個人的亡靈，不顧他的兒子正在隔壁翹首以盼早日和爸爸在病房以外重逢；我還感到有一絲挫敗感，自己在臨行前準備的那些東西在一瞬間成為一張白紙，死亡不再是紙上的那一個個數字，而是這麼具象的發生在我面前，我不知道該怎樣説服自己接受方才還在呼吸的那個漢子已經離去的現實。那一刻，我真的希望在人的身後確有天堂。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我又經歷了好多次死亡。那種在每天的電視上、每天的新聞發佈會上被宣佈的數字，在這裡真實的發生。每天都有人離開。我卻沒有習慣這一切。我曾是一名軍人，我想到了一個詞來形容，傷亡慘烈。我突然感到有些無奈，人在有些時候為什麼不能挽回自己的生命，儘管有那麼多的理由值得你為之爭取，他有一個女兒在家裏為他折千紙鶴祈他平安； 她的白髮老媽媽每天都為她擺上一副碗筷，想著她能突然出現在家門口；她的新婚丈夫處心積慮的編著各種短信喚起她生的信心，可是這一切在病魔面前，是那樣的蒼白無力。我眼前的死亡和我以前在艾滋病放接觸的完全不同，人的眼前總有想不到的事，這句老話是對的。

　　面對死亡，整日躲在防護服裏的我煩躁異常，我看過時間，我的忍耐極限是兩小時。一到這個時候，我只希望一把扯下面罩。我不知道，那些看似嬌弱的女孩子們怎麼可以在裏面忍耐八個小時，甚至更多。

　　有一天在和護士一起上夜班的時候，我親眼看見一個SARS症患者在護士查房離去的時候，偷偷開大了氧氣瓶的開關，片刻之後就沉沉的睡著了。每每這時，我倒是有些愛上了我的這套行頭，因為它容得我這個三十五歲的大男人的眼淚在裏面任情的流淌。

　　（口述/張洪峰，文/張幗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