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湖南 【段不一】2004-12-29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29日 15:48)

　　1、湖南是紅色的

　　意象裏的湖南，紅的是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的恣意豪情，紅的是愛晚亭旁“霜葉紅于二月花”的詩意浪漫，紅的是岳麓山上“青山有幸埋忠骨”的血色惆悵。這種紅，濃烈、張揚，也常常帶有血色的豪情和衝動。於是，對於湖南的印象，便總離不開那鋪天蓋地，無處不在的“意象紅色”給予的刺激和震撼。

　　對於紅色湖南的第一意象，首先是一種純粹、勃發、激揚的血色。千百年來，這令人激動的顏色，可是由湘湖諸多赤子之血層層浸染。因為乾淨得高尚,因為純粹得從容，所以相對國人的世故圓滑、靈瓏剔透，我更喜歡湖南人性格中的這份聖潔的血性和直白的坦然。

　　湖南人的血性，先是體現在濃烈的憂患意識和濟世情懷上。這種精神傳承，或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太過較真”的屈原。這位浪漫而憂鬱的老先生，悲情《離騷》，憂思《天問》，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執著精神，求解濟世的“天”道，公益的“正”禮。這種“悲天”的憂鬱氣質和“憫人”的濟世情結，對於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影響甚大，對於湖南的老鄉影響尤其明顯，其影響力，甚至浸入到骨子裏，融化到血液中。曼昭《南社詩話》説：“湖南志士好自殺，而自殺尤好沉水。“譬如陳天華、姚宏業、楊篤生等湖南的熱血青年，莫不如此。我想，志士們選擇這一極端卻又令人尊敬的“救國方式”，多多少少都應該與屈老先生的影響有關。

　　如果説屈原為湖南人的憂患意識樹立了精神坐標，那麼千年過後的宋朝范仲淹，又以生花妙筆添寫了最好的“導向”注腳。洞庭湖畔，岳陽樓上，范先生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使得一道文人命題，立意大氣得無可話説，一面人文大旗，氣度張揚得也是無話可説，從此，湖南人也就更加理直、更加氣壯地擔起“天下憂樂”的重任。熔鑄于群體人格中的精神氣象，千年傳承，一脈相傳，在與歷史的激越碰撞中，濺射出炫麗火花。這星星之火，曾成燎原之勢，以“革命”之烈火，以“運動”之狂飆，席捲大江南北，誓在烈火中重塑我民族性格，收拾我大好河山。

　　也許是心太真，也許是情太濃，湖南人對於國家的熱愛、對於理想的追求，總是那麼執著和濃烈，甚至不惜以鮮活的生命或滾燙的熱血為代價，求取人生的分量。也許是把“救國家，濟蒼生”看得是如此得“重”，才會把“拋頭顱，灑熱血”視得是那樣得“輕”。

　　於是，維新志士譚嗣同主動選擇“為變法而流血”。“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般剛毅的語言，與那顆堅硬的頭顱一樣，擲地有聲，從此，沉悶的中國不沉悶，黑暗的華夏，也終有希望的火炬漸漸燃起。便是今日，重讀“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悲壯詩句，想起“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絕境瀟灑，總恨不得穿越時空，化為李逵，持兩把板斧，與大刀王五一起劫了這法場。可先生決意要死，他想得比我們深刻，比我們深遠，於是，衝動也只能“規矩”點，去刑場與先生對拼幾碗酒，痛快為先生流一次淚了。

　　再如民國先驅陳天華、黃興、蔡鍔等，個個願為“革命馬前卒”，或是敲響醒民警世的鐘聲，或是奏響辛亥革命的號角，或是樹起護國討袁的義旗，無不是“治國平天下”的豐功偉業。民族群英譜上，他們傲然挺立，浩然獨往，俱是熱血好兒男，俱是傑出大丈夫。如今，雲松掩映的岳麓山上，長眠著三位先烈的忠骨，滿山丹楓，烈士碧血，互為映襯，使得湖南人的血色精神紅得更加奪目，更加鮮艷。

　　湖南人的血性和超然，並不説明他們是“超”人。他們同是血肉之軀，只是有一副不信邪的硬骨頭，一股不服輸的“野”精神。於是，愈是非常時期，他們愈是堅強和勇敢，愈是令我們汗顏，令我們慨然。譬如抗戰初期，日寇鐵蹄肆意踐踏，國軍一敗千里，惟有攻打湖南時，驕橫的日軍終被狠狠地教訓，三戰皆敗，這就是抗戰史上有名的長沙會戰。特別是第三次長沙會戰，歷時23天，共斃傷日軍5萬以上，這是自太平洋戰爭開始後盟國的第一次大捷，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響，英國《泰晤士報》發表社論説:“12月7日以來，同盟軍惟一決定性的勝利係華軍的長沙大捷”。

　　需要説明的是，長沙會戰的前一年，即１９３８年１１月，長沙發生了震驚世人的“文夕大火”。這場大火，本是國民政府實行“焦土抗戰”的一種無奈策略，焚城也只是一種戰略準備，卻緣于太過緊張的神經，一個小小的誤會，在日軍未到來之前，焚城便提前由最壞的“可能”變成殘酷的“事實”。大火燒了整整五天五夜，全城街道、建築90%被毀，大火中喪生者達3000多人。當時《中央日報》社論沉痛寫道：“長沙近30年來，物質、人力欣欣向榮。全國都市中，充實富庶，長沙當居首要。百年締造，可憐一炬。”

　　也就是在經受這般“殘酷”的打擊後，也就是在這片“破敗”的廢墟上，長沙人依然堅強地挺了過來，以滾燙的赤誠熱血，以無畏的決然豪情，換取“長沙會戰三戰三捷”的驕人戰績，大長我國人志氣，力壯我中華國威。

　　雖然長沙第四次會戰（即１９４４年的長衡會戰）時，因為兵力過於懸殊，長沙終是淪陷。可血性的長沙人依然進行了頑強的抵抗，許多志士仁人更是氣貫長虹，以碧血丹心堅守民族的大義氣節。譬如當時長沙名士、前清翰林，已經七十多歲的書法家鄭家溉老生生，便是毅然拒絕擔任日偽維持會長職務，罵賊不止，最終投塘自盡，以死明志，實現了他生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剛性諾言。湘湖民族氣節史上，也由此多了一個穆重的血色驚嘆。

　　2、湖南人的血性，遠不如我們想象得那麼衝動和簡單。

　　如果你細點心，便會驚喜發現這些血性的好兒男，卻非粗陋的莽夫白丁，而都是學富五車、才華橫溢的讀書人。談及地域文化性格，最有代表性，也當是這些承載、整理、發揚地域人文精神的讀書人。也正因為湖南血性裏的諸多文化因子和歷史淵源，使得湖南的紅色精神，具備了更耐人尋味的豐厚內涵。

　　湖南人歷來品性豪邁，這一點有唐時湖南長沙窯出品上的詩為證：男兒大丈夫，何用本鄉居；明月家家有，黃金何處無。與此有一比的，便是毛澤東16歲時改寫日本人西鄉隆盛的明志漢詩，詩曰：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般精神氣象，自是一脈相傳。

　　論及湖南人群體性格，我以為與唐時湖南人歐陽詢的書法特徵有諸多相似之處，即“勁險刻厲，于平正中見險絕”，是那種厚重中透露出尖銳的一派。也就是説，他們表面上平實內斂，但骨子裏意氣風發，神采風揚。或許緣于湖南耒陽人蔡倫發明了紙張，使得湖南人對於紙墨承載的文字或文化，更具親切感、自豪感和使命感。換言之，他們更青睞、也更相信文化的力量。於是，湖南人的狂放，常是漫卷書香，他們的自信，緣于知識的兼容累積，他們的瀟灑，緣于文化的噴薄釋放。

　　因此湖南人氣宇軒昂，野心勃大，敢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鴻鵠之志，敢做“天地為之動容，四海因此寂然”的撼世義舉。對此，不要以為那是狷狂之言，癡語夢想，湖南的讀書人真的敢作敢當，“治國平天下”的大事，也常做的有模有樣。“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樣的話，也只有湖南人敢説，而且説的是如此浩然，如此坦蕩。

　　敢把“江山社稷”扛在肩上的湖南人，最具“霸氣”的便是這股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的濟世情懷。雖説中國的讀書人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情結，可説及執行力，卻多是停留在“讀書人一聲長嘆”或“紙上談兵”的淺薄階段。相對而言，湖南讀書人除了那一腔滾燙的熱血，具有更高的水平，更多的能耐。他們往往思考得更深入，行動得更徹底，堅持得也更長久，於是，對於這“霸道”的口氣，最多也只能來一句“惟楚有才”的慨然罷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現代精神，多半自湖南人開始。或説師法，邵陽人魏源寫就長達100卷的奇書《海國圖志》，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擦亮了困惑已久的中國人的眼，使得我們學會從虛妄的自大中走出來，開始真心了解世界，走向世界。或説求變，“戊戌變法“時，全國諸多省份，支持變法的開明官吏唯只有一個湖南巡撫陳寶箴。或説創新，辦學堂，開路礦、造槍炮、建輪船，湖南人無不是走在國人前列,而且做得是那麼有板有眼，有聲有色。

　　近代以來，湖南呈現群體文化超強態勢，名人輩出，自然非偶然個體事例，而是與湖南的文脈、人氣有著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説，強勢文化必有它茁壯而茂盛的文化根源。對此，我們不妨把目光聚集到那座千年的庭院。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間，隱存著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門前懸挂有一副楹聯，上曰“惟楚有才，于斯為盛”，這就是我們要説的岳麓書院。

　　這塊令湖南人驕傲了幾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會覺得太過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會默然承認，這座靜靜的庭院實在是有這樣的資本。單就清季以來，書院便培養出17000余名學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唐才常、沈藎、楊昌濟、程潛等，那一個不是一等一的傑出人物？

　　幾百年來，書院人才輩出，經久不衰，絕非偶然。無論立院之根，處世之本，還是講學之道，育人之術，書院都有它的偉大和神奇之處。

　　岳麓書院的精神坐標和價值體系，受唐時湖南老鄉周敦頤影響甚大。正所謂“吾道南來，原是濂溪正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張在學術思想上要由自己的特色和主張，一是強調以性為宇宙本體，從人性、物性中尋求萬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踐履，倡經世務實學風，反對離開實用空説性命；三是不偏一説，主張融會眾家之長。這一切，都為岳麓書院紮下健康而茁壯的文化根係，以後的枝繁葉茂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學院繁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學院善於找到與理想與現實，特別是與統治者妥協的平衡點。在保持相對學術獨立性的同時，又積極尋求官方的認可和鼓勵，這實在是一個聰明的做法。學院在理性地認可現實統治的基礎上，很明智地把持著辦學的自由和學術的方向。於是，歷代統治者多有褒獎，學者也終有了一個相對言論自由的學術平臺。北宋真宗皇帝召見山長周式，頒書賜額，書院之名始聞于天下，有“瀟湘洙泗”之譽。南宋張式主教，朱熹兩度講學。明代中後期，明世宗御賜“敬一箴”，王陽明心學和東林學派在此傳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愛國主義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學，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別御賜“學達性天”和“道南正脈”額。

　　眾所週知，岳麓書院自創立伊始，即以傳播學術而聞名於世，而對理學的傳播和發揚尤為突出。對於理學，今人依然存在著明顯的偏見，總會輕易扣上“唯心主義”的大帽子。其實，哲學世界，絕非唯心唯物劃分這麼簡單。這些艱深的思辨命題，還是留給哲學家來解答。先賢們勇於對世界進行多樣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討論，平等交流，我以為這種精神和氣氛在中國實在難得。至於後來理學走向“官樣文章”，我以為那就不是讀書人的錯，而是政治家的事了。

　　岳麓書院另一個偉大之處便是“會講”制度。所謂會講是岳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裏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想想看，聆聽大師們精妙的語言，體驗“思辨”的樂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對於老師，對於學生，都是一件多麼高尚，多麼快樂的事呀。這樣自由、開明的學術氛圍，在中國文化史上並不多見。當年學院舉行“朱張”會講時， “道林三百眾，書院一千徒”，就學者更是“座不能容”，“飲馬池水立涸，輿止冠冕塞途”，想象當年這些鮮活而熱鬧的情景，便是今天看來，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動激動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學院的偉大之處，還在於教育回歸純真的目的。從精神層面講，學院期望通過教育恢復人性、激發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説“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或“唯學為能變化氣質耳。”從文化意義上講，學院要求學生“讀書有良法”，研習經史子集，通曉時務物理，注重道德規範，從而明理有為。需要指出的是，學院既有尊崇傳統的文化堅守，又有“與時俱進”的明智變通。譬如在學術方面，宋明時岳麓學術以朱張之學為宗，清代時則主要傳授儒學和漢學，而清末維新變法思潮興起時，書院也開始了新學的傳播，加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

　　縱觀中國文化史，這樣的書院真是“獨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脈、人緣、文氣于一體，樹人無數，興盛千年，這是中國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恰是因為這座書院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和力量，湖南的“興邦人傑”才會如此密集，這般茂盛。 反過來又是因為這一點，書院門前的那副楹聯，才可以懸挂得這般端正、這般大方。

　　3、　　

　　湖南人對於文化的癡迷，使得紙面上的功夫，書面上的文章，做得非常漂亮。猶如中國傳統的信箋，以鮮艷的紅色勾勒出一線快活的透亮和大方，再襯以墨韻的底色，可算是生動得出神，好看得入化。譬如説齊白石老先生“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空靈畫風，再如毛澤東狂放不羈的“毛體”書法，還有沈從文的清靈俊秀文章，都酣暢著水墨新鮮意趣，淋漓著詩意樂彩華章。然而，這不等於湖南人只願做紙上文章，他們歷來對於文化的學習和解讀，都是本著“經世致用”的目標。因此，湖南人相信，為了“天道”，為了“大義”，除卻文化的軟性功能，有時武力和暴力也是必要的。只要是為“匡扶正道”，流再多的血，革再多的命，都不要緊。

　　耐人尋味的是，最能領兵打仗的湖南人，偏是兩個讀書人，一個是曾國藩，一個便是毛澤東。如果説毛澤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運動，那曾文正公幹的只能算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工作。再換個角度看，那毛是“造反”，曾就是“反造反”了。

　　但無論造反還是反造反，兩位湖南人的出發點卻是一樣的，那就是為“天下百姓計”。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曾國藩，本著“忠君愛國”的原則，為挽救清朝政府危機，帶領一幫善於“扎硬寨“、“打死戰“的湖南人，如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彭玉麟、曾國荃、郭嵩燾等所謂“中興名臣”屢敗屢戰”，硬是以百折不撓之決心和竭志殫力之遠謀，打敗了太平天國起義軍，為清政府平了內亂，收拾了殘局。對此，我不以為他有什麼錯。無論當初對曾國藩的妖魔化，還是時下將其“神人化”，我都以為曾的深刻與偉大，絕非幾個意識形態的定論或商家惡俗的炒作那麼簡單。 這位飽讀詩書、學富五車的“書生”，其處世之學，禦人之術，帶兵之策、謀劃之功，都已經超越過一般意義的名臣將帥，對此評價，我們只能用偉大來形容了。曾國藩曾被世人稱為“曾剃頭”，饑其殺人如麻。對於曾其冷酷剛毅的一面，我想無需刻意昇華或放大，只需要説明的是，打仗，總要分輸贏，作為將帥，殺人只是職業罷了。

　　曾與眾不同的一面，便是身為讀書人，對於戰爭，他有自己的道德良心，也有更深入的思考。對於戰亂給百姓造成的災難和困苦，他深有感觸。因此，他與太平軍拼死週旋，只是為了儘快結束這場無謂的戰爭，還百姓一個太平世界，套用毛的一句名言，那便是“為消滅戰爭而戰爭”。

　　無論曾如何，就地域文化影響而言，曾對湖南的影響是深刻而深遠的。且不説曾帶領出一大批能徵善戰的名臣良將，大半中國的安危漸歸攏在湘人的掌控之下(據統計，清代十八個行省中共設八個總督，湘人佔了五個。其中，有統轄最為顯要的京津地區的直隸總督，有統轄最為富庶的江南地區的兩江總督)。且不説曾在征戰期間，引進許多“西洋新鮮玩意”(如洋槍洋炮洋輪船等)，拓展了湘人的文化視野。但就他將好勇鬥狠的湘人梳攏成一支極有戰鬥力的“湘”軍，不但使湘人日漸擺脫“霸蠻”和“野俗”之氣，而且成就了許多湘人出人頭地的夢想，從此使湖南民風有了質的轉變，湖南從此“開通而明達”，湖南人也開始有機會登上歷史的舞臺，並最終佔據了大半場地。

　　若從湖南的人文精神來講，作為歷史人物的曾國藩，有許多潛力可挖，有許多話題可講，可話題轉移到毛的身上，卻難以下筆。因為他的精神氣度和個性張力，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以時代巨人的姿態，縛蒼龍，主沉浮，他以“人民救星”的身份，革掉資本主義的命，革掉帝國主義的命，革掉封建主義的命，終是“打翻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毛的偉大就在於他成功地“換了人間”。可正是緣于這種不可複製的偉大，毛也只能代表他自己。在湖南人的精神譜係中，他是一個文化和政治意義上雙重不可忽略的亮點，但我們無法，也不能將其視為群體人格的精神坐標。因為，他是特例，他是制高點。我們不可學，也不能學。

　　當初，便是緣于“自我意志”的恣意放大，我們才遭受了十年地獄般的紅色災難。雖然社會或個體的進步，都需要不同程度的“革命”，但最好是建立在尊重“生命”基礎上的，循序漸進的“改革”或“革新”。這個世界最大的悲劇，便是一廂情願地幫人家解放，替人家革命。不論當初我們嚷著要解放2/3受苦受難的全人類，還是現在美國出兵打伊拉克一樣，雖都打著“平等、自由”的革命或解放旗號，可這樣不好，很不好。因為大家都知道，再“崇高”血，無論是流自己的，還是流別人的，血腥味都一樣濃烈。

　　4、紅色太過火辣時，就不免會有些燥熱。

　　如今的湖南，也許緣于近代的名人太多太燦爛，使得湖南人從驕傲中一直沒有回醒過來，當別的省份忙得熱火朝天，大搞經濟上臺階時，湖南人依然翹著尾巴，盤坐一隅，把握諸多閒話的資源霸權，説東道西，便以為“環球同此涼熱”。只可惜，再精妙、再辛辣、再有趣的閒談，也是沒有意義的扯淡，不能“通電全國”，不能“震驚四野”。近年來，湖南無論文化還是經濟，其影響力都是不尷不尬。如果你説湖南人不擅長搞經濟，他會反駁説朱總理不算嗎？如果你説湖南文化無所建樹，他會反駁説湖南衛視不算麼？你要是説湖南人只説不幹，他又會擺出一大串院士名單。其實，一直以來，湖南，以及每個地域，從不缺乏仁人志士，可他們的優秀只能代表他們自己。討論地域文化，研究群體性格的最終目的便是期望這些精英代表成為我們傚法的榜樣，成為催人奮進的力量，而不是挂在口頭上，成了“自吹自擂”的標榜。

　　地域文化的研究及民風建設，關鍵需要一種健康的文化導向。對此，文化人最應該做點事情。湖南的讀書人好像也有所行動。如今扯起一面“振興湖湘文化”的大旗，舞得虎虎生風。只可惜這風，有點飄，有點浮，甚至有點令人不舒服。如果説湘楚文化博大精深，我估計沒人會反對，如果説我們要大力發揚湘楚文化，我想也沒錯。可如果恣意放大湘楚文化，簡單羅列祖宗言論，就要不得了。無論如何，學術風氣的浮躁與文化視野的狹隘，對於湖南乃至傳統文化的整理與挖掘，都不會有任何好處。我總以為，不要動不動就充當“老祖宗還魂”的代言人，也不應該只是在小圈子裏自賣自唱，自吟自樂。老祖宗的東西終究是老祖宗的東西，便是他們真的回到現世，他們也不可能把百十年的言論再重復一遍，除非他們成了被人操控的“文化僵屍”。

　　新的世紀，新的時代，理性比激情更重要，行動比“作文”更有意義，同時，我們需要有更開闊的國際視野、更科學的整合能力以及對傳統文化遺産更深刻、更理性、更系統的認知。

　　百十年了，中華民族如可定位、整理、整合自己的民族文化，依然是一個深刻的文化命題，也是一個至今無法歸攏統一的民族話題，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師法先賢，包容一點，深入一點，專業一點，努力一點，做些有內涵、有內容、有意義的事來？ 　

　　無論如何，紅色的精神我們需要，可紅色的情緒，我卻不希望太過恣意地漫延。

　　網絡原創，嚴禁轉載，如有需求，請聯絡作者本人或CCTV.com（ng@mail.cctv.com）。

責編：陳玥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