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與猴

　　在美國搜尋幼童資料的時候，一些學校的老師和博物館、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常常會拿給我們一些日本留學生的照片、成績單、手跡。美國朋友以為這是中國的幼童——他們的臉龐，他們的書法，不是和中國學生的如出一轍嗎？

　　在幼童到達美國的第一個城市春田，我們看到1866年的《春田共和報》報道：

　　“在孟松學校的來自中國和日本的學生”

　　近來我們注意到，這個城市的孟松學校有6名來自日本的學生。他們是由日本18位王子中最強大、最文明的SATSUMA王子派遣到這個國家來的，他們的任務是以我們的語言掌握一門知識以及一門科學和應用教育的分支學科。

　　為了精通他們所致力的學習領域，他們預計在這個國家學習5到6年，如果需要的話，就呆更長時間。

　　他們中的三位是年輕人，其餘的大概三十齣頭。他們都是SATSUMA王子軍隊中的成員，並都有軍銜。他們分別是：ASHURA，SHIMADA，HISAMOTO，KUDO，OHARA和YOSHIDA，他們已經初步通曉我們的語言。

　　這些日本陌生人的到來，表明這個遙遠的國都不再想與西方國家隔絕交流。他們與日本的教會學校沒有聯絡，但是受我國政府的請求，我國的布朗牧師（REV.SAMUEL R.BROWN）以最好的方式把他們介紹到美國學校。布朗……從前負責香港的教會學校，在他回國時，帶回了3名中國年輕人。他們是：黃勝，容閎，黃寬……

　　我們意識到這是一個不應忽略的史實。和中國“留美幼童”同一時代，存在着日本的留學生甚至是日本的幼童。當我們有意識尋找的時候，我們更加吃驚。他們不僅同時存在，而且他們在“比賽”——這就是那場中國和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的歷史性競賽。數十年後，他們將在甲午海戰的戰場上一決高下。

　　中國從來是日本的老師。中國的“留學”一詞，可以追溯到隋唐時期跟着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來到中國的“留學僧”和“留學生”。“遣隋使”曾帶來措辭古怪的國書：

　　“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無恙耶……”

　　客人自視為日出國而稱堂堂中華為日落國，使隋煬帝龍顏不悅，經解釋，才知道那個遠方島國上的人粗通漢文，遂寬容大度一笑了之。

　　在近代，日本人的命運和中國人相似。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裏率軍艦“叩”開日本大門。到1858年，日本已經和美、英、法、俄、荷五國簽定通商條約，二百餘年的鎖國體制就此崩潰。當時日本民間流行一首狂歌記述“佩裏叩關”：

　　四杯上喜選，終夜難入眠；四隻蒸汽船，驚醒太平夢

　　“上喜選”是日本名茶，和“蒸汽船”同音。這是日本人第一次看到輪船。但是他們僅僅兩年後，在1855年就開始學習駕駛輪船航海；僅僅7年後，1859年，就決定駕輪船橫渡太平洋。

　　1860年2月3日，一艘僅100馬力的輪船“休爾普馬希尼”號駛出日本浦賀港。船上有96個穿草鞋的日本人，包括以後成為著名啟蒙思想家的福澤諭吉。這艘輪船，實際上是機器輔助的帆船，因為燃料攜帶有限，海中憑藉風力航行，進出港才開機器。遇到風暴，強烈顛簸，如大地震，可是直到目的地，日本人一直不讓搭船的幾個美國航海家插手幫助——幕府批准他們搭乘，船員就十分不情願，福澤諭吉在回憶錄中寫道，“若把那些美國人帶回去，反而叫人以為大家是讓美國人帶路似的，這與日本人的名譽有關”。

　　1862年，一艘名為“千歲丸”的三桅帆船駛入黃浦江，日本人在鎖國結束後第一次訪問中國。上岸後的日本人，如饑似渴觀察、學習，他們把上海視為西方在遠東的“支店”和窗口，到這個近水樓臺來觀摩西洋文明。而西方衝擊下清朝腐朽中空的真相，給他們敲響富國強兵、加速變革的警鐘。

　　那時日本人比喻：清朝是患病的大象，而日本是活潑的猴子。他們派留學生出洋，比中國早了十年。1861年，幕府派人到荷蘭學習海軍。1863年，長洲藩決定派伊藤博文等偷渡出洋（當時幕府不許各藩自行派遣留學），搭乘英國船去英國。布朗牧師在帶容閎等學生到美國後，又來到日本，把一批日本青年帶到美國。那時“明治維新”還沒有發生，學生們是美國報紙所説的“王子”也就是藩鎮首領派遣的。

　　日本的“明治維新”，晚於中國1861年開始的“自強運動”。但是日本人學習西方的力度遠大於中國。

　　在中國第一批幼童出洋的前一年，1871年，日本派出以大臣岩倉具視為首的龐大的政府代表團，用近一年的時間，訪問世界各國。他們隨團帶去五十多位留學生，送到歐美各國。留學生中有年少的幼童，甚至有5名女孩。出發前，明治天皇親自接見9歲的津田梅子，慰勉有加——這在中國不可想象。

　　“明治維新”後，日本留學生的數量直線上升。1869年，50人；1870年，150人；到1873年，已有上千人。到這一年，中國剛向美國派遣兩批幼童，共60人。在詹天佑就讀的中學，就有日本女同學。

　　日本人不但大量派遣留學生，還把美國的教育制度整體移植到日本。巧合的是，日本駐美國公使森有禮在美國請教的人，就是幫助容閎安排中國幼童的康州教育局局長諾索布先生。諾索布寫信給包括若干著名大學校長在內的教育專家，蒐集教育制度的資料，這些資料由森有禮翻譯成日文，以《文學興國策》為名，經天皇詔準頒佈，在全日本實行。

　　中國人則走得小心翼翼。李鴻章不敢強烈觸動科舉制度，派幼童留美，是繞開矛盾的“制度外安排”（與現代中國改革的“雙軌制”類似）。

　　1875年，那位森有禮先生已經成為日本駐中國公使。他和天津拜會李鴻章，雙方進行一場意味深長的談話。

　　李問：“森大人多少年紀？”

　　森答：“整30歲。”

　　“森大人到過西洋？”

　　“自幼出外國周流，在英國學堂3年，環地球走過兩周。”

　　“中西學問如何？”

　　“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係舊樣，已無用了。”

　　“日本西學有七分麼？”

　　“五分尚沒有……”

　　“日本衣冠都變了，還説沒五分！”李鴻章大笑。他説，他對日本的一切成就都很佩服，惟一不理解他們將衣服改成了歐洲式樣，衣冠是憶念祖先之物，後人理應世代相傳……

　　森：“倘若祖先們還在世，他們也會做我們所做之事。一千年前，他們改穿中國服，只因發現中國服比從前的穿着要好。”

　　李：“四百年前你們的祖先無人願改本朝裝束（指留辮），後來卻畢竟改了。當然，這是強加於你們的……”

　　這是一次讓李鴻章感到日本“其志不小”的談話。再十年，他和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談判，這位44歲的總理留學歐洲，學識淵博，深知富國強兵之道，給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他説，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這是中國的遠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