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們，睡覺的時間到了！”

　　“留美幼童”李恩富得到了平生第一個“Kiss”——一個美國母親的吻。

　　“我運氣真好，被分配到了SPRINGFIELD 一位和藹可親的女主人家中。”他在自傳裏寫道：“當我被指派給她時，她把我一下拉進懷裏並吻我。這一舉動惹得其它男孩哈哈大笑，弄得我面紅耳赤，因為那是我自出生以來得到的第一個吻……”

　　護送幼童的官員祁兆熙，在日記中也記述了“外國先生接踵到寓，來接諸生”的情景。那是一個星期天，早餐後，接待幼童的美國家庭的主人——有男有女——紛紛前來，容閎和他們逐個見面交談，拜託一切，然後，讓兩人一組的孩子謁見他們的家庭教師,隨即，孩子和他們的美國“家長”乘上馬車。祁兆熙“奔走其間”，對幼童一一訓勉，不覺黯然神傷；一些孩子在告別這位官員時也落下了眼淚。畢竟，三萬八千里“同舟共濟”的印象太深刻了。祁兆熙感到寬慰的是，美國人都那樣喜歡中國的孩子。他看到兩位女主人，臉上浮現著“親愛之情”。

　　李恩富回憶：“我們初次在美國主人家中露面的情景，一定讓他們覺得非常有趣滑稽，因為我們全部中式打扮，拖著小辮子，穿著緞面的鞋子，戴著小緞帽，絲制長袍，外套白色亞麻褂子。”

　　在麻省西部山區的李鎮（LEE），教堂助祭海德（Alexander Hyde）家來了兩位中國幼童。當他們身穿錦緞長袍出現時，全鎮為之轟動。這兩個幼童對村子裏的牲畜和家禽格外有興趣，一個酷愛養雞，一個喜歡和鄰居的小豬逗樂。這個頭戴瓜皮帽、腳蹬厚底布靴的小傢伙，有一天追逐著一頭小豬奔跑不息，鎮上的人們則像觀劇似的大笑不已。

　　在康州哈特福德，巴特拉（David Brtlett）的家庭住過多名幼童，包括後來做了清政府外務大臣的梁敦彥、天津北洋大學的校長蔡紹基和開平礦務局副局長的吳仰曾。對中國幼童來説，巴特拉家庭的幾位女兒都像是可親的姐姐（她們中有兩位在1911年應梁敦彥之邀曾到中國訪問了一年）。吳仰曾回憶，她們中的瑪麗（MARY）是一位紀律非常嚴格的人。當幼童們進餐時刀叉拿得不對，她會立即糾正。晚上九、十點鐘，幼童們仍然在閣樓上説笑時，她會在下面學著老奶奶的腔調喊道：“孫子們，睡覺的時間到了，不許再説話！”

　　第三批幼童的帶隊官員祁兆熙帶去了自己的兒子祁祖彝。在完成任務準備回國前，祁兆熙乘火車到SOUTH HADLEY FALLS 小城看望住在MOORE家的祖彝和另一名幼童朱寶奎。祁兆熙寫到，老師家種有許多蘋果樹，他們每天在那裏“暢吃蘋果。”老師家住在山上，有八、九間房屋。家中有四人，女老師姊妹兩人，有一年近六十的母親。四週沒有鄰居，屋後就是果園，“依山傍水，大有秀氣。”祖彝告訴父親，“自到館，目見不滿二十人。”父親説，讀書就要到這樣清凈的地方。孩子們到達的那天，女老師為他們整理衣箱，分書桌，桌子有很大的抽屜。兩人同睡一個很大的床，床上被子枕頭齊備。晚上等他們睡下之後，女老師給他們關燈，還給他們的洋布手巾縫邊。

　　祁兆熙發現，兒子到美國人的家裏才短短幾天，和主人用英文交談已很熟練。

　　説到學習英文的方法，幼童李恩福回憶，剛開始的時候，主人要求他們通過實物的方法學習英文。比如在飯桌上，讓他們學習各種食物的名字，如果記不住某道菜的名字，就不能吃那道菜，用這種辦法學習，英文進步速度實在驚人。

　　以幼小的年齡出現在新英格蘭的土地，幼童們像一塊塊被扔進水中的海綿，吸吮著身邊的一切。同樣，這些來自東方的孩子出現在康涅狄格河谷，同樣給美國人帶去了有異國情調的新鮮神秘的空氣。

　　哈特福德城的卡普隆（CAPRON）小姐和中國幼童年齡相倣，她的家和中國教育使團在同一條街上。中國教育使團的專員陳蘭彬搬進了家隔壁南面的那套住宅。全部隨從有兩名老師，廚師，洗衣工，男僕，裁縫和秘書，也曾有幼童住在那裏，兩家僅隔著一道柵欄。

　　卡普隆小姐回憶：我們總是冒冒失失地坐在圓形的木柵欄上，玩著最喜歡的遊戲——教一位中國洗衣工英語單詞，他將洗衣盆從地下室搬到了草地上。儘管我們的距離伸手就能夠得著，但我們還是大聲喊著每一個單詞，感覺這樣可以更好的讓他記住。他臉上笑得像朵花似的，並跟隨我們重復著每一個單詞，當他發不準“R”這個字母的時候，我們一邊笑一邊又大聲叫了起來。

　　卡普隆記得，她的新鄰居總是穿著一絲不茍的絲制中國長袍，而她和她的鄰居孩子們如果想要找一些什麼讓他們開心的事情，首選就是去按響中國鄰居的門鈴，而他們總是被很有禮貌地引進房子。這所房子儘管外觀建築和大小和她家的一模一樣，但裏面的陳設卻大相徑庭。沒有椅子，墻上挂著巨大的挂毯、版畫和其它一些工藝品。在起居室的東北角擺放著孔夫子的像和一個神龕。

　　中國人住的地方，對於一個美國孩子來説，太有吸引力了——

　　在前門臺階盡頭是門廳的壁櫥。在我們家，這裡是用來挂衣帽的，但中國人家裏這個地方卻裝滿了盒子，盒子裏面是乾果和糖果。我們總是被非常正經八板地領到樓上，每個人都分到一塊糖果。糖果真好吃，因此我們經常來。我們總是得到友好的款待，從來也沒感覺不受歡迎。

　　經過親眼觀察，護送幼童的清朝官員祁兆熙感觸良多。他在日記中寫道，西方國家開有全國性的學校，男女都識字。即使在大學校堂中，多半也是女老師。“因女子在家心靜，學問且多勝於男子。”孩子們在六、七歲進入小學，“猶中土讀四書也；”在中國，是孩子開始讀《四書》、《五經》的年齡；十歲換到一中學堂；等到了象我們中國的“開筆之時”，西方的教育是開始問孩子本人願意學習什麼。這時，你可以選擇兵法、機器、貿易，在大學堂裏有各種不同的專業設置。送進去學習幾年之後，“自然成就，法盡善已。”自然而然地就培養成材了，這個辦法真是太好了。

　　由此，祁兆熙議論，中國的教育體制，“惜少真工夫。”

　　(本文摘自《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上海文匯出版社 作者：錢鋼、胡勁草)

　　(本文不經作者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