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國者——汪偽政權秘史》上 12月3日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3日 15:54

　　（編導：舒心）

　　在中國抗戰舞臺上，一個人的出演短暫而醒目：由輝煌於世到不齒民族不過數年。這就是曾寫出豪邁心志“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以“精衛”自勵的那個汪兆明。

	1946年11月10日梁鴻志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被槍斃前

　　這位追隨孫中山20年，在國民黨內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副總裁，開門揖盜，與日寇沆瀣一氣，令中國抗戰大局出現了超級震蕩。脫離重慶政府的汪偽政權在戰火裏飄搖了不過5年光景，隨即瓦解冰銷。汪氏一生的抱負轉眼即成春夢。

　　8月13日登陸的日軍三個師團在上海近郊遭遇到中國將士的頑強抵抗，沒有達到速戰速決的預期。經過軍政各方協商，在10月1日由內閣總理、外相、陸相和海相四人共同決定了《處理中國事變綱要》。其宗旨是“在軍事行動取得成果與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使事變儘快結束。”

　　25天之後，南京國民政府也召開國防最高會議，針對停戰問題進行秘密商議。

　　會議決定在有利條件下，可考慮接受停戰或短期停戰。

　　11月5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蔣介石接見了肩負具體調停工作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陶德曼轉達了日方提交的七個所謂和平條件。對此，蔣介石表示難以接受。

　　就在蔣介石與陶德曼會面之際，日軍增派的第十軍在杭州灣登陸，對上海形成夾擊之勢。12日，上海淪陷。日軍繼續西犯，直逼南京。戰勢急轉直下。國民政府于11月15日晚召開國防最高會議，決定遷都重慶。

　　12月2日，陶德曼來到南京，再次與蔣介石會面，斡旋和談事宜。這一回明確表示可以談,認為日本方面提出的條件還不是亡國的條件,可以把它作為一個基礎來討論。

	年輕的汪精衛曾經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汪精衛對蔣介石的轉變喜出望外。12月6日，在漢口中央銀行，汪精衛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會議，決定接受陶德曼調停。

　　一個星期之後，南京陷落。日方認為又增添了要價的砝碼，他們乘機追加了四項新條件，不僅要求經濟賠償，更提出“在必要地區設立‘非武裝區域’，並在該區設立‘特殊機構’，也就是政權”。如此苛刻的亡華條件，根本無視國民政府的存在，公然分裂中國，蔣介石表示“決無接受的餘地”。

　　如此結局讓汪精衛頗為失望。

　　汪精衛本名汪兆銘，幼年時家境貧寒。1904年，21歲的汪精衛通過考試，取得了廣東省公派赴日本學習法學的機會。汪精衛曾經在一篇自述中談到，他是通過在日本學習憲法，才得知國家和主權在民的觀念。

　　一年後，汪精衛第一次見到了從法國輾轉到達日本的孫中山。從那時起，他一直追隨在這位革命先驅左右長達20年。

　　由於孫中山組織的多次起義連告失敗，革命一時陷入低潮。1909年汪精衛發起成立一個暗殺團體，準備直接攻擊清朝權貴。事情敗露後，汪精衛最終被判處永遠監禁。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政府迫於壓力決定特赦政治犯，汪精衛等三人得以釋放。走出牢房的汪精衛發現，自己已經成為新生的中華民國家喻戶曉的大英雄。

	年輕時的汪精衛

　　有人説，孫中山1925年病逝，是汪精衛生命中又一次重大轉折。由他草擬的孫中山遺囑，在孫中山去世後被處處遵奉，其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更是成為婦孺皆知的政治格言，這為汪精衛在國民黨內贏得極高的政治資本。但這個能幹的寫手卻並沒有控制軍隊的能力，也缺乏政治鬥爭的經驗。

　　與理性嚴肅的蔣介石不同，汪精衛給人的感覺要和善許多。

　　對於紛擾的戰事，汪精衛很善於表現出文人的悲憫，這比蔣介石的冷靜更容易使人印象深刻。

　　初期，中日兩國在上海交戰，汪精衛稱“軍事上不抵抗，則外交無進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軍事勝利更有把握。”他還讚揚十九路軍將士“明愛國之義，盡守土之責”。

　　但其後中國軍隊頻頻受挫。隨著戰事的深入，他越來越覺得前途暗淡，終於不再提及抵抗，而認定要利用外交手段，通過對日妥協和政治交易來謀求和平了。

　　圍繞著汪精衛的主和派的小圈子，在陶德曼調停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1938年初，國民政府委婉拒絕陶德曼調停之後，近衛文磨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表達了日本政府有意扶植中國的傀儡政權，以使中國殖民地化的企圖。

　　1938年初，高宗武經蔣介石批准，來到香港設立“日本問題研究所”，實際負責收集日本情報。6月下旬，他大膽赴日，與敵國軍政界進行了正面接觸。現有的資料已經證明高宗武擅自赴日，蔣介石之前並不知情。

　　1938年7月25日，蔣介石約請汪精衛共同討論高宗武報告。此時的汪精衛並沒有想到要取代蔣的位置，極力主張由蔣介石出面與日本謀和。但位於權利中心的蔣介石不能不顧慮廣大抗日軍民的民心向背。汪精衛深深感到自己求和的主張難以通過黨內決議的辦法實現。

　　此後，他通過高宗武，開始直接與日本人走動起來。

	日本扶植的三個偽政權的頭目：王克敏、汪精衛、梁鴻志

　　1938年的10月裏，戰事上頻傳著壞消息。廣州和武漢相繼淪陷。汪精衛利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的機會，多次暗示國民政府沒有關閉調停之門，願意與日議和。而這時日方也已經通過汪精衛的親信，國民黨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的梅思平向他轉達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門戶的意見。

　　入秋的上海。沒有人留意到位於虹口區東體育會支路上的一座無人居住的洋房一時間熱鬧起來。在這幢日後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裏，代表汪精衛的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代表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等人密謀策劃著。

　　11月20日，筋疲力盡的中方代表在《日華協議記錄》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日華協議記錄》包括三個文件，後來就簡稱為重光堂密約。這份密約是被梅思平縫在西裝的馬甲背心裏帶回重慶的。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現在汪精衛的眼前。

　　12月7日，外出的蔣介石突然回到重慶。汪精衛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動推遲。12月9日，蔣介石召集重要人員會議。此時的汪精衛一邊擔心計劃洩露，一邊還抱有一絲幻想，希望蔣介石能忽然轉變，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著反黨叛國的罪名出走。

　　12月16日，蔣介石應汪精衛之請，單獨與他會談半小時。這也是兩個人一生中最後的一次會面。誰也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那天晚上，蔣介石在日記中只簡短地寫了一句：“上午，與汪談黨政問題……”

　　汪精衛終於離開重慶，走出了他人生中最錯誤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