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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的重量(第二期)

哪位同學到臺上來?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04日 09:48


  編者按:《時間的重量》第一期播出以後,觀眾反響是十分熱鬧的。這種熱鬧,到了製片人客串主持人的陳曉卿那裏,就演變成了一種曲折的心路歷程(見下文)。原因不消説的了,值得説的是,他既抱定委屈了自己來獻身的決心,雖則心事浩渺,還是再一次鼓起勇氣,坐進了《時間的重量》第二期演播室(《時間的重量》第二期14集將於2003年9月1日開始播出,敬請到時收看)。古人云,一鼓作氣,再鼓而衰,三鼓而竭。《時間的重量》一共50集,分三批播出,我們都慶倖,此節目的播出量真是拿捏得好,陳曉卿同學的勇氣“竭”了,也就止了。

  哪位同學到臺上來?

  ■陳曉卿


  上學的時候,我屬於那種智力充沛,成績平庸的學生。這類學生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上課不老實。尤其在課堂提問的時候,一些老師喜歡的學生總被老師叫起來問問題。那麼最幸福的時刻往往就在這時到來了:當他們回答錯誤,而這道題的答案你又知道的時候,你就可以把右手高高地、筆直地舉起!為了引起老師的注意,你還必須把身體與課桌弄出點兒響亮的關係。

  比如有一次,地理老師在黑板上莊嚴地寫了一道填空題:

  我國的煤都是

  幾個同學的答案有的填北京,有的填上海,還有説是海南島!簡直亂來。老師悲痛欲絕地用板擦擦去他們的字跡,轉身深情地望著台下:“還有哪位同學願意到臺上來?”

  “我!”我高高舉起了右手,驕傲地向講臺走去。很明顯,我的周圍聚集著老師和全班同學讚許和信任的目光。我不輕易舉手,但在這種艱難的時刻表達自己的觀點無疑是使自己成為公眾關注焦點的捷徑……

  假如我坦白其實我一點都不想成為公眾人物你一定要説我比較矯情,但不幸這是真的,尤其在N多年後我已經退步成了一個中年人,你知道,中年正是進退失據、左右為難的時候,中年人在擁有了許多之後,也丟失了兩樣東西:一是酒量,二是勇氣。當然現在還有更確切的比喻説中年人是易碎品,脆弱之極。所以我不像許多人那麼殘忍,居然去看羅大佑叔叔的演唱會,看中年人難以掩飾的跼踀與羞怯。

  然而,悲劇還是發生了,而且這一次我甚至沒有來得及舉手。

  事情是這樣的,今年年初,我所在的《紀錄片》欄目正在醞釀改版。領導要求我們在改版後加強欄目的色彩,包括統一的包裝、標識以及主持人。到了五月份,欄目正式改版為《見證紀錄者》,新片頭,新標識,連新的開播節目——匯聚全國紀錄片創作菁英的紀錄片集《時間的重量》——都已經基本完成了。這時,主持人的問題再次擺到了我們面前,可是,居然我們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當然你知道這也不完全是我們的錯,全國好的男主持人的數量比熊貓還要少,稀缺得很。


  記不清是第幾次商討主持人的問題了,又到了相持不下的境地。突然,我們的特約總策劃康健寧指著我説:“我看就是你來吧。”我一下懵了。在我還沒有醒過悶兒來的時候,他顯然準備得特別充分。“紀錄片欄目的主持人一定是懂紀錄片的,找個其他的人來我覺得不合適,況且你長相也不能説是難看到無法接受。是不是?”

  我本能地往後縮,嘴上急忙表白不行不行,還是換其他人吧。心裏卻説,好賴我是個做紀錄片的,咱們賣藝不賣身哪!而且現成的例子擺在那兒,比如我哥兒們老畢畢福劍,十年前是一個多麼有才華的藝青,他當年的好幾位跟班兒、馬仔、小兄弟現在都開始玩兒電影,一不小心就成了“第N代導演”。沒想到老畢前幾年冷不丁地出現在一個叫《夢想劇場》的欄目裏,言不由衷地在那兒傻笑,簡直就回到了20多年前他在公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説山東快書的水平。眼瞅著電視臺多了一個一般化的主持人,咱們卻少了一個大師級的導演,比起從前拿著執導筒的英俊瀟灑,他現在的樣子真讓俺痛心啊!

  “我知道你有點兒瞧不上‘坐臺’這件事,” 我們的領導、也是我們欄目的監製魏斌同志簡直是一眼看穿了我心裏的小九九,讓人不得不感嘆“一級幹部一級水平”。他説:“我想你出鏡的定位就是一個紀錄片導演,是一個創作的參與者在説你們拍攝的背景和故事。這與純粹的靠器官吃飯的主持人是有本質區別的。”魏斌魏大爺先前也是做紀錄片的,現在成了央視好幾個紀錄片欄目的決策者。他最大的特點是善於講道理,他能把一個行政命令用商量的口氣掰開了、揉碎了解釋給你聽,讓我們做部下的拼命幹活的同時,還洋溢由衷的幸福感,心説遇到這樣的領導,咱們得少走多少彎路啊!簡單説,那天開會魏大爺一通分析之後,我深深地感到,如果再推三阻四就簡直有點故作姿態、不識抬舉甚至撒嬌了。我這兒都通不過。

  就這樣,儘管我從來沒有當過主持人,儘管許多主持人還健在,我,坐到了鏡頭的前面。

  但不久我就有點後悔。因為在此之前,我委婉地向我一個好朋友透露了此事,不料他立刻用無限同情的神情搖了搖頭,然後緩緩地和我商量:“以後別跟別人説我認識你,行麼?”這麼説來,這事兒還真的有點兒恐怖。所以,為了盡可能縮小影響,錄像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準確的説,錄製現場就在辦公室,攝像是我徒弟,化粧是我們欄目家屬……而且錄像時室內不得超過3個人,大門緊閉,門口有人站崗。後來一個傻小子闖進來看了看,冒了一句:“這不是穿著衣服呢嗎?”——他當是拍少兒不宜的東西了。

  但風聲還是走漏了。錄像當天,王小丫同志就打電話來説,儘管工作挺忙,但她願意千方百計騰出時間,時間由我定,而且不要酬勞,連盒飯都自己帶,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不忍心見我去丟人現眼,這個忙是一定要幫的。什麼意思嘛?倒是李咏同志比較客氣,當面説:“給我們留口飯吃好不好?”轉頭就説:“當製片人真好,想幹什麼事都行。”真是罵人不帶臟字!

  節目總算錄完了。看著串編完成的磁帶,我自己都憋不住笑了。裏面那個豬頭怎麼會是我呢?而且都説了些什麼亂七八糟的話?所以到了播出之前,我心裏有點兒打鼓,預感到有什麼事情發生。好在還是做了一些準備,開播前主編肖博士還在鼓勵我説:一定要挺住。加上我們欄目的播出時間很晚,估計也沒有多少人看。但不幸還是發生了,電視的影響太大,連我失去聯絡30多年的小學同學都通過這個節目和我取得了聯絡。開播不到兩分鐘我的手機便成了熱線,顯然,大家被嚇壞了。梁碧波在電話裏先是笑了一分鐘,然後基本沒説什麼——如果把臟字兒刪掉的話;段錦川開始還像要和我認真探討欄目包裝問題,但不出30秒他就繃不住了,笑得前仰後合,電話裏我幾乎能看到他的滿嘴黑牙;楊小肅是在喝夜酒的時候看到節目的,電話裏他想和我確認他是不是喝高了……真怪,這些人怎麼都不睡覺呢?


  短信也是五花八門,第二天早上一查,將近一百條:比如“他們用槍逼你幹的吧?”“哥兒們缺錢告訴一聲啊!”“為老不尊!”“陳老師我很痛心。”“士可殺不可辱!”“西裝在哪個攤兒上買的?”等等,最短的只有一個字——“呸!” 簡直是考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那幾天我就像個犯了錯誤的失足青年,走路都溜邊,生怕見了熟人。還是魏大爺會解人心寬:“批評意見多,起碼説明大家關注這個欄目了,更何況表揚的信件更多呢?”看看,領導就是不一樣。不過他也談了一點意見,不,他的詞兒叫“希望”,而且特別委婉:“下次錄像,你要是能穿自己的衣裳可能會更好一點……”我暈!!!

  惟一讓我欣慰的是,改版後的節目收視率比原先有了提高,當然這裡有節目本身質量提高的因素,但我拿這個事兒美化一下自己總不算太過分吧。要不然,我不是白受了一場驚嚇了?

  經過了這一次出鏡曆險,我也再不敢看不起主持人這個行當了,要當眾把話説利落了其實也挺不容易的。起碼我是沒有這種資質。電視臺的主持人就像上講臺回答問題的學生,而出題目的老師就是成千上萬的觀眾,想博得他們的滿意,除了有勇氣之外,還得要付出很多很多。

  對了,還是回到N多年前我舉手發言的段子上吧。當時,我驕傲地走上講臺,莊嚴地在黑板上寫下了我的答案:

  我國的煤都是 黑的!

  2003-8-21

(編輯:紅立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