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遺産之中國檔案（九）：莫高窟

央視國際 2003年08月26日 11:18

　　文化遺産：莫高窟

　　敦煌，位於甘肅省西南部，穿過河西走廊的古代絲綢之路，到這裡，就走到了進入西域的最後一個邊關重鎮。

　　敦煌最重要的價值，是那黃沙淹沒不住的敦煌石窟群，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群體的代表窟群，它鑿建於今天敦煌市東南25的公里鳴沙山的斷崖上。

　　自公元366年開始，在其後的一千年中，這裡連續開窟造像，鱗次櫛比的佛窟分佈于高15至30多米的斷崖上，形成南北長1680米的石窟群，現存歷代營建的洞窟共735個。

　　敦煌石窟藝術是集建築、彩塑、壁畫于一體的綜合藝術。

　　早期的彩塑主體造像帶有明顯的異域風情，但是只要當地的人動手去模倣、去製作，就必然會將自己的審美理想和本土文化參與進去。

　　到了隋代，彩塑已經完全離開了墻壁，充分發揮了彩塑的主體性、獨立性的特長，隋代後期的大部分彩塑，已經接近標準的中國人的身體比例了。

　　唐代，敦煌彩塑的體積、規模和數量空前增多，體裁廣度和藝術成就都超越前代，後世也無法超越，盛唐之風深深的體現在敦煌彩塑藝術中。

　　北大佛像是莫高窟最大的塑像，高34.5米，它的氣定神嫻，是唐朝鼎盛國力的體現。

　　隋、唐兩代是敦煌飛天藝術的極盛時期，完成了中國化、女性化、世俗化、歌舞化歷程。飛天的演變反映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在藝術手法上，中國的線條勾勒表現後，又用西方的“暈染法”填充顏色，所以人物表情才這樣生動，這樣富於質感。

　　敦煌壁畫中的樂舞是屬於全人類的藝術精品，就是這個“反彈琵琶”的舞姿引發了舞劇“絲路花雨”的創作靈感，取得名揚海內外的巨大成功。

　　在壁畫中，有音樂體裁的洞窟200多個，不同類型的樂隊有500多組，各類樂器40多種，共4500多件。

　　“胡旋舞”以表演旋轉為主，而且節奏很快。這種大型樂舞表演的場面，只有憑藉敦煌壁畫所記錄的內容“一窺豹斑”。

　　1900年5月，八國聯軍的堅船利炮，打進了中國的國都北京。就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的第二個月，道士王圓籙請一位姓楊的先生抄寫莫高窟壁畫上的題記，楊先生拿準備用來照明用的芨芨草捅開了藏經洞的秘密。

　　王圓籙將幾卷經卷送到敦煌縣令汪宗翰手裏，汪宗翰又把經卷送給了甘肅學臺葉昌熾。金石學家葉昌熾，立刻建議把所有經卷送省城蘭州保管。不料，省政府竟然捨不得出運費，僅在公元1904年3月下令，由敦煌縣衙清點。

　　1906年2月，一個為英國服務的匈牙利猶太人斯坦因來到中國。他從土耳其商人那裏聽説敦煌王道士手裏有古書，於是，不顧一切地趕到了敦煌。

　　斯坦因用七晝夜的時間，肆意挑選著文物，選中了3000多卷保存完好的經卷，500幅以上的繪畫，裝在29個大木箱裏，悄悄地離開了敦煌。

　　16個月後，這些珍寶到達倫敦大英博物館，震動了整個歐洲，斯坦因的發現被列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現之一。法、日、俄和美國迅速組織探險隊，從不同的方向趕往中國。

　　法國人伯希和用預先制好的化學膠布，粘走了26方最精美的壁畫，還盜走了幾尊彩塑，包括高1.2米的半跪觀音。俄國人勃奧魯切夫，早在1905年，就從王圓籙手中騙去一批文書經卷。1914年，另一個俄國人鄂登堡也來到敦煌，剝去一批壁畫，盜走一些彩塑。1911年，日本大谷探險隊趕到敦煌，從王圓籙手裏買到300多卷寫本經卷和兩尊精美的唐代塑像，連同盜掘到的大量吐魯番文書。

　　大英博物館內的敦煌文物涉及多方面的內容，從文字方面説，有漢文、突厥文、西夏文、吐蕃文、吐火羅文、回鶻文、梵文等多種，對於研究這些古老民族的歷史文化，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敦煌藏經洞的文獻，幾乎涉獵了社會的各個領域，有醫學穴位圖，有軍事文書，有詩稿小説，有舞譜，有乘法口訣，還有 字帖，地契，賣身契，林林總總，舉不勝舉。

　　唐代的繪畫作品流傳至今的極為罕見，而藏經洞出土了大量的唐朝繪畫。大英博物館內的敦煌繪畫最為精彩。

　　敦煌藏經洞文獻的流失，導致了國際性敦煌學的産生，然而，敦煌文獻流失到世界許多國家，又打亂了敦煌文獻的系統性，給敦煌學的研究發展帶來了困難。

　　1909年金石學家羅振玉在蘇州衚同一家字畫裝裱店發現了伯希和送來的古代文書，他找到了自己的同學一起要求伯希和在六國飯店當眾展示他手裏的古董，伯希和説出這些古書來自風沙瀰漫的敦煌莫高窟。這以後羅振玉等人每天都要到八寶衚同伯希和住所來觀看、抄錄伯希和手裏的敦煌文獻。中國的敦煌學就這樣在匆忙中開始了。

　　羅振玉將敦煌劫難的情況報告給了學部左丞喬書南，由他下令給陜甘總督，就地封存莫高窟藏經洞，並且撥款庫銀6000兩，讓敦煌縣令收集失散的文物。

　　王圓籙在押運車輛到來之前，悄悄地把許多珍貴寫本藏在了兩個大轉經桶裏，這些珍貴文獻最終被1914年第二次來到敦煌的斯坦因，和日本大谷探險隊運到了國外。而運往北京的敦煌文獻，沿途受到各地官吏燕過拔毛似的掠奪。

　　當時許多知名學者，投入到了這場文化搶救運動，語言文學家劉半農率先到達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自發地抄錄了104件敦煌文書。

　　然而，學者們所關心的敦煌莫高窟正走向絕境。石窟因為嚴重的自然風化，而千瘡百孔，時刻都有坍塌的危險，村民們仍然按照慣例到莫高窟前去養馬、去生火、做飯。

　　1920年，一批在十月革命中流亡出來的白俄官兵竄入中國境內，被中國地方政府扣留，敦煌的官員把殘破的莫高窟作為監獄，竟把他們全部關了進去，於是這裡留下了斯拉伕語的下流話和他們部隊的番號，還有煙熏火燎的痕跡。

　　1941年，藝術大師張大千來到敦煌。7個月後，他到了蘭州，把他在敦煌臨摹的部分作品託人帶到成都，辦了一個“西行記油畫展”。第二年，他帶著妻兒全部住進了莫高窟。張大千把五層洞窟全編上號碼，臨摹作品達276件，張大千三年畫壁，感動了許多人，教育部西北考察團從蘭州奔赴敦煌。

　　考察團到了敦煌榆林窟，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也來到了敦煌，張大千要求政府成立專門機構，對莫高窟進行保護。

　　于右任向國民政府提議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曾在法國巴黎留學的中國青年常書鴻被提名主持這項工作。敦煌的生活艱苦而單調，不能忍受困境的妻子不辭而別。然而，常書鴻不肯放棄責任，更不肯放棄理想。

　　緊隨常書鴻的腳步，段文傑，樊錦詩等一批又一批學者，在敦煌研究院，堅持推進常書鴻開創的事業，敦煌藝術瑰寶的保護與研究工作正在有條不紊的發展。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