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遺産之中國檔案三：大足石刻

央視國際 2003年08月01日 13:25

　　文化遺産：大足石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1945年4月，幾位在重慶躲避戰亂的中國歷史學家在四川境內進行系統的田野調查。一天，他們到了一個被稱為大佛灣的地方。當他們走進一個石窟，擰亮手電筒時，一個奇妙的世界呈現在他們面前。這就是大足石刻。

　　一個叫韋君靖的人是大足石刻的始作俑者。韋君靖原是一名地方小官，趁唐朝末期社會動亂之機，佔據了大足。韋君靖受佛教思想的影響，擔心自己大開殺戒，死後會下地獄。於是他招募了一批跟隨唐熙宗李儇流亡四川的畫師工匠，于公元892年5月的一天，在大足北山的崖壁上開始陸續鑿刻毗沙門天王和千手觀音，拉開了中國石窟藝術史上繼雲岡、龍門之後，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大規模石刻造像的序幕。

　　韋君靖在大足大規模的造像活動，後來被不同信仰的人效倣，大足縣境內的摩崖造像活動此起彼伏。

　　在大足石刻群中，存在著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北山，石刻造像以佛教人物為主，而在南山，則是道教的石刻造像。各教的造像有的獨據一山，有的又共居一窟。這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三大主體之間複雜關係的演化發展過程。

　　孔子創始的中國儒家學説，至今被中國人視為正統文化。道家學説由老子所創，講究“清靜無為，大道無痕”。而佛教則講究“吃得今生苦，修得來世福”。三教的哲學體系和思想觀念各不相同。

　　公元325年，東晉大臣瘐冰上書皇帝，對僧徒見了皇帝不行跪拜大禮提出批評。從那時開始，儒家思想就逐漸滲入佛教教義。

　　公元3世紀，一個叫帛遠的和尚和一個叫王浮的道士經常在一起爭論佛教和道教的優劣短長。王浮為了證明道教的正統地位，冥思苦想了幾日便編出了《老子化胡經》，講的是道教始祖老子去了印度，派他的弟子投胎變成釋迦牟尼創立了佛教。佛教徒也編印了《清靜行法經》，加以回擊。佛教在反擊道教同時也把儒家當成自己的攻擊對象。

　　佛教與儒道兩教的矛盾一步步激化，最終演變為暴力衝突。公元446年北魏太武皇帝，崇信道教，在全國誅殺佛教徒，焚燒佛教經典，搗毀寺院。這樣毀佛滅佛的事件，在中國歷史上一共發生過四起。

　　公元624年的元宵節剛過，唐高祖李淵就把儒道佛三教的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他請國士徐匡講孝經，僧人慧誠講心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並讓陸明德分析講評每個人理論闡述的優劣得失。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教論壇。

　　此後佛教為了能在中國紮下根來，便採用了一種引儒援佛的態度，因此孔子撰寫的孝經便被刻在了大足北山佛祖造像的一側。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能夠在一座山頭平安相處，正是佛教同儒家文化妥協的結果。

　　在大足崖壁上的《大方便佛報恩經變相》中，佛祖向眾人展示了自己前世的孝子形象：為了給父親治病，佛祖日夜守候在父親的身邊；父親病逝後，釋迦牟尼又強忍悲痛，親自抬棺送葬。事實上，源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佛教經典中從沒有“孝道”兩個字。所以這幅石刻集中地詮釋了佛教與儒家文化相互影響和融合的歷史。

　　在三教逐漸走向和解之際，大足石門山上，釋迦牟尼和玉皇大帝的石龕，只隔了一道墻。而石篆山東段的石窟區，則有連在一起的三窟造像，分別供奉著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最高神靈。在妙高山，釋迦牟尼，李老君和孔夫子乾脆住到了同一個石窟裏。

　　此時，中國北方戰亂不息，社會動蕩，大規模的石刻造像早已停止，大足石刻成為了記錄和表現中國三教融會時期文化特點的石窟藝術群。三教的融合與滲透，形成了大足石刻的獨特性。

　　公元1175年初夏，一位叫趙智鳳的僧人，作為密宗六代祖師學成返鄉。他為了向百姓更有效地宣講佛教義理，決定把佛經裏的故事刻到寶頂山崖壁上，使義理深奧的佛經，變成一幅幅通俗易懂，圖文並茂的石刻連環畫。

　　在寶頂山南崖的西端，有一組表現修行主題的石刻：牧牛圖。通過圖中各種馴牛的方法來表現佛門弟子調服心意的修行過程。在牧牛圖後，又雕刻了以“問法”為主題的圓覺洞。

　　圓覺洞是大足石刻中的最大的一個洞窟。洞窟中，12尊菩薩，分列兩側，個個衣著華麗，神態安詳，整個洞窟只有洞口上方一個天窗，光線由此而入，直射跪向佛祖問法的弟子，使之成為洞窟的視覺中心。山上滲出的水，通過暗道，從石窟裏的龍嘴流下，而後滴落在老僧高舉的缽中。水入缽中，發出輕響，更顯得這座佛教殿堂的寂靜和聖潔。

　　華嚴三聖像中的文殊菩薩，手中所托的七重寶塔，高1.8米，重約千斤。古代工匠們將建築力學運用到創作當中，他們利用菩薩下垂的衣袖，使寶塔的重量經袈裟傳至腳下的基座，使文殊菩薩能將手中的石塔穩穩地托了一千多年。

　　寶頂山摩崖造像于公元1252年基本完畢，把大足石刻推向了極至。在這裡養雞、牧牛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場景，向人們傳達了佛經的教義。佛祖和菩薩真正走下了神壇，走近了平民百姓。大足也因此成為了中國西南最著名的佛教聖地。

　　歷經三百多年，大足石刻最終完成了石窟造像藝術的世俗化、生活化和民族化。由三教融合與滲透所形成的大足石刻獨特的文化品位，使它成為了代表中國宗教文化特性的典範。而大足石刻之後，中國再也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造像活動，這就使它在中國的思想和藝術發展史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